社区参与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发展研究以

一、引言

作为多元价值复合体，文化遗产除了具备普遍意义上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等，还拥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一方面它是族群认同、地区认同、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因其所具备的符号价值，为遗产所在地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操作可能性，有助于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一旦民族地区被评为文化遗产地，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旅游就成为它们的共同选择。毕竟，这些地区虽然经济发展落后，但是文化资源较为丰富。需要注意的是，遗产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空间中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这一空间建构的关键就在于遗产地居民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所以社区居民参与当地遗产保护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早在1979年澳大利亚委员会通过的《巴拉宪章》中就强调对于遗产地居民，“应当让他们有适当的机会参与对该地点的保护与管理”①1979年8月19日《巴拉宪章》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巴拉由澳大利亚委员会正式通过，旨在为需要就文化遗产地提供建议、决策或承担工作的人制定一套实践标准。其中第26条明确指出：“那些与一个地点有情感联系的群体和个人，和那些参与该地点管理的人，应有机会参与对该地点文化意义的理解；应当让他们有适当的机会参加该地点的保护与管理”。。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5条也着重指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努力确保遗产地“社区、群体或个人最大限度的参与”，包括鼓励其“积极参与有关管理”②2003年10月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于2006年正式生效。其中第三章明确要求，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该有各社区群体和非正式组织参与。尤其第十五条指出：“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管理”。。2014年的《奈良+20》文件也指出了“社区”在遗产保护开发中的重要作用[1]。

在遗产保护开发过程中，社区及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逐渐被重视，社区参与也成为衡量遗产保护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社区参与理论最初属于社会学领域。结合遗产保护开发实际情况，一些学者将社区参与理论与遗产保护开发相结合，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目前有关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开发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相关概念及理论的基础研究[2-3]；社区参与遗产地发展的路径和影响因素[4]；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开发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社区参与与地区可持续发展等[5]。

“增权”又被称为赋权、充权，最初被应用于社会学领域[6]。社区增权能实现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改变自身参与社区事务的不利地位，所以被认为是社区参与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有效途径[7]。在总结分析社区参与理论和社区增权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结合实例开展研究，探索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比较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总结实现社区增权的多种手段[8]。

这些理论的引入和应用为遗产地保护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受此启发，本文以湖南永顺老司城村为例进行拓展研究，通过对老司城村村民参与老司城遗址保护开发现状的分析，探究村民参与社区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困境，从经济、组织管理、社会、文化4个维度提出“增权”措施，旨在提升村民社区参与能力，加深其社区参与程度，增强社区活力，从而推动老司城村的可持续发展。在完善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地区发展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民族地区遗产地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开发、培养乡村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老司城遗址保护范围占地总面积约802.49公顷。老司城村庄在老司城遗址保护范围内，包括鱼肚街、正街、俞家堡、周家湾等，整体分布松散，局部分布集中。2015年申遗成功后，老司城遗址及其保护范围内的村寨被规划建设成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在老司城遗址申遗准备过程中和申遗成功后，为了更好地进行遗产保护和开发，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划和管理保护条例。先后对老司城村进行了建设整改，同时划定住宅区、休闲娱乐区、墓葬区等活动区域，并规范村民行为。社区管理也由原本的村委会单独管理变为村委会与老司城遗址管理处双线管理，由老司城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旅游开发的运作模式。村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因此而改变。常住老司城村的村民仅300人左右，大部分村民成为老司城遗产保护开发的直接参与者。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1/0507/13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