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建水团山民居建筑中的儒家文化(7)

最后，要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整个社会的任务来执行，形成政府引导、媒体传播、商家引资、村民自珍、民间自发出力、学者主动宣传等多位一体、共同参与的、积极的保护开发模式，从而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使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减少资金的流失和人员浪费，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把文化资产转变为特殊资源，同时确保其文化内核受到最完备保护”的最高目标。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为光辉璀璨的主流，其分支早已遍布中国大地，而在与不同地域文化汇流之后，则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光彩。云南建水团山民居建筑就是这一汇流激荡出的物质实在。在吸取了当地白族民居建筑形制和少数民族建筑装饰艺术的主要物质、精神内容之后，借当地工匠之手，基于儒家文化的思想基地，张氏宗族在云南边境创造出了独特的民居建筑群，并赋予其极强的生命力和文化包容性，进而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团山民居建筑中，仍然深藏着许多特殊而珍贵的文化资源，等着后来者们的研究和发现。

注释：

① 参见建水县政协文史委员编《建水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版。

[1]木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2] [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5.

[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M].上海：中华书局，2012：167.

[4]张刚.儒家族群思想在云南的影响与发展[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51.

[5]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8.

[6]汪致敏，张建农.古老寺庙——神灵殿堂[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07：1.

[7]杨丰.教育圣地——滇南邹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6.

[8]（清）张无咎.修.夏冕.纂.临安府志[O].清光绪八年（1882）补刻本.

[9]张文凌，申旭.团山：建在锡矿上的移民村寨[J].深度旅游，2000（11）：49-51.

[10]唐岱，唐嵩.云南建水团山村宅院式民居门窗装饰特征分析[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2（2）：218-221.

[11]汪致敏，杨汉斌.百年米轨（个碧石铁路与建水）[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3：107.

[12]杨庆.试论云南民族建筑的文化特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93-97.

[13]（西汉）戴圣.礼记·祭统[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174.

[14]彭兆荣.实践于历史与想象之间——客家族性认同与宁化石壁共祭仪式[J].思想战线，2000（1）：82-87.

[15]（宋）朱熹.朱子家礼：卷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6]（春秋）孔子.论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17]张芸.建水县团山民居的文化理性及开发保护[J].创造，2003（6）：32-33.

[18]袁长江.董仲舒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342.

[19]朱晓明.历史、环境、生机：古村落的世界[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

[20]郑光复.旅游城镇持续的保护与开发[J].华中建筑，2005（2）：106-109.

[21]阮仪三，吴承照.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机制和对策——以平遥古城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1（3）：15-17，57.

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半由墓葬带入地下，一半残留在地上的“居所”之内。从原始社会的石窟洞穴，到奴隶社会中的茅茨土阶、干阑木架和砖墙瓦檐，封建社会中的战国台榭、秦城汉阙和木构殿堂，乃至于近现代由钢筋水泥构建的摩天大楼、玻璃栈道，被称为“高级动物”的这一群体的原始动物性中的“领地意识”，在中国人对“居所”的选择、构筑以及表现形式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对人类来说，一旦确认个体或者群体在某地留居的必然性，在“能力”允许的前提下，寻找或建筑“居所”就成为了必须，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是为了标记领地、彰显存在，为整个族群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奠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作为“居所”存在的建筑物，能够被称作“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品……是构成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1]49。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之地域辽阔，其建筑样式不仅会展现出受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影响后的时代特征和个体特点，而且会在不同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沁润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建立在汉民族地主经济之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在国家的发展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1]3，而维系这一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文化渗透，即通过思想同化，实现民族“大一统”，为巩固汉民族的正统地位服务。这既是孔子开创的儒学能够获得统治者的支持与肯定、并自先秦之后始终保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是“对19和20世纪的大多数外界观察者来说，中国人的房屋看起来首先是一个家庙”[2]的主要原因。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了汉民族进行族群识别、塑造民族意识的思想基础，并以其强大的包容力和渗透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地域少数民族的审美标准、价值追求和伦理观念，而建筑物这一作为物质实在的文化载体，则担当起了记录和展现各民族文化心理转变、文化融合的过程及其主要内容的重任。一、云南建水团山民居总体概况汉代，汉武帝在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说》的支持下，决心在云南设立郡县，并为实现“遐迩一体，中外提福”[3]的“大一统”理想，“一方面用武力镇压云南各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儒家‘用夏变夷’的文化战略。”[4]借由朝贡、和亲、入觐、纳质、战争援助等方式，汉朝统治者不断扩大儒学传播的途径，促进中央与地方的文化交流，效果显著。如云南昭通市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孟孝琚碑》中提到，当地僰人孟孝琚“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5]96，可见此时儒学经典已经在云南各地传播开来。还有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掌权大姓爨氏的《爨龙颜碑》，在提及爨氏先祖时，言其“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后之盛，敷陈五教”[5]232，即称其先祖用儒学中的“五伦”来辅佐夏朝统治者，而爨氏之后，云南也确实出现了“白蛮文化，渐摩中州，同化华族”[5]346风潮。由此可见，由云南本地大姓无意间发起的学儒、用儒风潮，在中央统治者的刻意推动之下，成功实现普遍化、日常化，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云南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一）云南建水传统文化氛围建水，古称临安，元和年间南诏国筑城时曾称为慧历城。慧历是古彝语，从意义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建在水边的城市”。直到大理国设立建水郡，并将其划为爨氏封邑，才定汉语名“建水”。元代沿用该名，定建水州，明代则为军务之需，“于此设临安府和军事指挥机关临安卫（下辖8个千户所近9 000人的军队），拓地改建砖城，故有‘临安’之称”①，至今已有约1 200年的历史。位于云南边陲的建水是汉代“马援古道”，唐代“安南通天竺道”“步头路”和“通海城路”，乃至于宋元沿用至明清时期“官马大道”等重要通路的必经之地。其上接滇西南丝绸之路，下连滇东南交趾郡（今越南）、宁远州（今越南莱州）、老挝路，不仅是云南与各界交流的交通要地，还承担着中国西南地区的边境冲衢这一重责大任。便利的交通所带来的，不仅是繁荣的经济，还有多彩的文化。建水城敞开城门的开放态度在迎来送往的过程中，无意间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不同地域、民族乃至于国家的文化在建水城中汇聚、杂糅，再以此为源流至四面八方，中央统治者也因此将建水作为向云南推行儒家思想、实现“用夏变夷”文化战略的主要切入点。公元1274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中书省，并“先后在中庆、大理、临安、永昌、鹤庆、姚安、威楚各地建文庙，置学田，设儒学提举”[1]5，至明朝，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庙学在建水地区已经相当普遍，当地一时科考成风，掌权的普姓土司更是对儒学推崇备至。“普氏土司发布文告，均用汉文书写，并在土司衙门上悬挂对联‘九重锡命传金碧，五马开基至汉唐’，‘承国恩化洽三江茶甸，奉御赐八百里纳楼’等”[6]。中央政府的刻意推行，加之地方首领的推崇，儒学消无声息地实现了对建水文化结构和社会记忆的重构，其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少数民族主动参加科举，以入仕为荣。这一点从建水本地遗留的诸多牌匾可见。“如‘父子进士’（雷学尹、雷整建父子建）、‘父子登科’（为罗晟、罗珦父子建）、‘兄弟进士’（为廖大亨、廖履亨兄弟建）、‘叔侄进士’‘父子三进士，兄弟两翰林’（为倪高甲、倪思莲、倪思淳建）等”[7]。既然做了牌匾挂在显眼处，便说明这是值得引以为傲并昭告天下的喜事，由此可以看出建水人对考取功名的追求。其二，建水居民对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高度认可。建水著名古建筑朱家花园祠堂正门上刻有“二十四孝”主题的木雕，当地古建筑的门扇、窗棂、雕驻或上下槛上，也常见各类与“孝悌”“仁义”相关的字画、警句。其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地方风俗的出现。《临安府志·风俗》卷七中记录了建水极具中原地区特色的各类风俗习惯，包括祭祖敬香、寒食节的插柳于檐、七月七的乞巧以喜和中秋的呈瓜果于庭以祀月等，并以“士者四民之首，出以树卿大夫之望，处以为善，而化乡人风俗之转移，恒必赖之”[8]作结。建水地区浓厚的儒学氛围，由此可见一斑。（二）团山民居情况简介建水城西十三里，有一座 “全村240户877人，张姓就有178户677人”[9]的典型家族式、同姓聚居的村落，这就是团山。历史上的团山是彝族的居住地，彝族人称其为“突舍尔”，意为“藏金埋银之地”。据传张氏先祖早年放牛时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地方，见其草木丰茂，山明水秀，当即决定迁居至此，发迹后又在此地建祠立宗，这才有了之后的团山民居建筑群。团山村中的张氏祠堂内，有一副强行对仗的陈述式对联——“张姓始祖发籍于江西鄱阳许义寨先辈正宗，氏族兴旺迁移在云南建水团山村后世立祠”，用短短两句话说明了张氏家族的历史。据史籍记载，明洪武年间，明太祖义子、征南右副将军沐英从将军付友德，率几十万大军至云南平乱，后亲自留镇，为合礼制，大批军属随之入滇。公元1384年，一方面为推行屯田，一方面为“用夏变夷”文化战略服务，朝廷又“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一时之间，建水涌入大批汉族的富家大室，张姓始祖张福应是其中之一。初至时，张氏一族暂居蓝头坡，辗转三迁才定居团山。清康熙、雍正年间，建水个旧掘出锡矿，一时之间商贾云集，采矿业取代了传统的农耕，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行业。加之建水人多地少，当地的贫困户被迫转至个旧的锡矿打工，以谋生路。张家人抓住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创办了“盛极一时‘天吉昌’集团，集采、选、冶为一体的锡矿大商号，兼营棉纱、百货进出口等贸易，转口贸易的生意做到了昆明、成都、上海、香港和越南海防。由此，团山张氏的经营和财富的积累达到巅峰，成为雄震一方、明噪滇南的‘团山帮’”[10]。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当留居某地成为必然，那么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人类对“居所”的需求就是第一位的，中国人尤为如此。《黄帝宅经》中曾提到：“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当张氏家族积累到大量的物质财富、并认识到“返乡”可能性之渺茫后，传统的“寻根”心理便开始催促他们动土建宅，实现“齐家”理想。此后不过数年，在这远僻边地建水旁的小山村里，由一座座既能展现家族传统、历史和文化，又兼具风雅、威仪和美感的私宅大院共同组成的、规模巨大的传统民居群落拔地而起，在历史风尘中承载着张氏家族的全部记忆，挺立至今。团山村中的民居建筑大多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砖木结构为主，现有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大宅十五座，寨门三座，寺庙三座，宗祠一座。首先，从建筑布局看，团山民居均按照向阳背阴的基本原则，坐西朝东，白墙灰瓦高低有致。私宅合院通常对外封闭，以墙、廊围绕各间，富足者家宅院落不止一个，通常重重相套，向纵深或横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户人家的宅院被分给村民，由几家共住一院，为生活便利，多在院中垒墙作隔，也就破坏了原本由环天井的四合楼廊形成的“跑马转角楼”这一特色形制。相邻院落通常有所间隔，因各家院落多方正有序，故村中道路不必专门安排，只需于各大宅间的空缺处铺上砖石，砌墙补缺，串联成道即可。其次，从宅院布局来看，团山村民居的布局呈现出明显的杂糅色彩，既有在云南传统民居中极具特色的“四合五天井”（司马第）、“三坊一照壁”（张家花园）、“跑马转角楼”等主要形制，又有江西天井民居的影子，还有设有瞭望哨和枪眼的防御工事（锁翠楼）。另外，团山民居各院多遵循风水中的“藏”字诀，将正门建于正房两侧小天井旁的漏角间，或通过建筑物进行遮蔽（以照壁为多），来人需绕行才能进入中庭。最后，从建筑装饰来看，团山村200多户人家中，一半都保留着斗飞檐、雕梁画栋的明清大宅门。其上的“斗拱彩画应用群青、粉兰、白色、金色、黑色等撞色平刷，无过多苏彩技法，这样的色彩使用方式正是滇南彝族搭配色彩的方式。梁、坊间彩画分三段式，饰硬卡子，小包袱，包袱内饰精美字画。字画布局得体、秀拔优美，均是滇南知名画家王永清、吕彬、武士麟所作。”[11]民居建筑中多置花园，兼有大小天井数个，以应风水中“聚财”一说。其门楼样式不一，但门扇均有雕花刻字，并鎏金描彩。窗饰则以棂穿和花式窗两种为主，其上多刻祥禽瑞兽或与福禄寿相关的吉祥图案。庭院照壁、梁柱、天花板和回廊上绘满各类诗词、绘画和楹联，多典故和寓意，彰显着主人的文化素养和价值追求。团山民居建筑不仅体现了张氏族人深厚的经济底蕴，成为考察中国近代地方民营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中原汉民族文化与滇南少数民族文化相遇后，由张氏族人继承、融合、凝聚而成的物质遗产，具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二、建水团山民居中的儒家文化云南建水与儒学历史渊源使得团山原住民对儒学有着极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而后移民至此、深受儒家文学熏陶的张氏族众又因其丰厚的经济基础，在村中事务和日常生活决策等方面取得了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之下，儒学不断深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并实现了对当地居民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等深层文化心理的重构，而这一隐秘的思想转变，则涓滴不漏地由团山民居建筑记录下来。（一）建筑布局团山民居建筑以二进院为主，兼有一进院、三进院样式，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其中以张家花园建筑最具代表性。张家花园由寨门、一进院、三进院、花园祠堂和碉堡组成，共119间房、大小天井21个，是一组城堡式的私家园林。一进院样式为“三坊一照壁”，三坊均由两层三间的厢房组成，与“三叠水”照壁合围成院。正对照壁的一坊高于侧坊，装饰纹样也更为精致华丽（团山民居建筑群中均如此设计），是为正厅。其左右兼有耳房和天井，是主人待客的场所。二进院以正房为核心，由厦廊连接各侧耳房，前为花厅，与正厅相背，四合成正方形的天井，集居舍、库房和厨房等功能为一体。三进院则以供奉祖宗牌位的长辈正房为中，左右立花园祠堂，庭中建水池，池边围雕花石柱，由回廊围连成规整的矩形。儒家文化强调人伦次序和尊卑等级，常以“别尊卑，明贵贱”“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等说法来巩固封建制度，从而维护君权。统观张家花园的建筑布局，可以明显看出其房间位序服务于人伦次序的特点。首先，张家花园建筑群落沿庭院纵深轴线形成明确的空间序列，正厅、祠堂、长辈正房等重要场所均建于中轴线上（始祖为中），其余各处则按照“前公后私”（前一院对外开放，用于接待外人，后两院则为自家人服务），“前下后上”（地位卑贱者或晚辈处前，地位尊贵者或长辈居后）的原则位居次轴，依横向对称，拱卫中轴建筑。其次，民居中主厅、祠堂等主要建筑通常基地较高，门前有栏杆或阶梯，其纹饰施以重彩，花样繁多，显得雍容华丽；而侧房则纹饰简单，规格样式近似，色彩较主厅清浅，以护卫状突显“中心”。最后，张家院落整体经由最外侧围墙对外封闭，三进院各院亦有门作隔，下修极高门槛以作提示。各院主、侧厅，加之照壁或前屋后壁，以天井为中央作四合状，院落有缺处建“漏角”作为下人居所，从而形成对外封闭的、严密嵌套的矩状空间，与汉式建筑中体现出的“方正有序”“勿太密，亲则疏”“克己复礼”等强调阶级、中庸和礼制的儒学思想不谋而合。此外，在房间分配上，团山村呈现出高度的儒家礼制特色，家族嫡长子居正厅右侧，次子居左，未出阁的女子则居侧坊二层，与家族中的男性间隔开来，其他家眷则以长幼、男女、家族贡献等为准，另作细分。下人所住的“漏角”于中庭是不可见的，出行需自侧边小门绕行，客人则多住于一进院侧坊中，以示尊卑之别，亲疏之分。平日里，各院门通常闭合，避免互相打扰。若家中需举办重要活动或在其他必要情况下，才将院门全部打开，使各院相连成一体，这种安排“更加体现了一种稳定的、长幼尊卑不可逾越的人间秩序”[12]。（二）礼制建筑在儒家文化之中，“礼”是一种以宗法血缘意识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在封建时期具有与法律等同的效力和性质，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君权、管理大众的礼仪规范，其内容几乎囊括了封建统治下天人、等级、人伦等全部社会关系。而能够体现这一宗法礼制的建筑，就被统称为礼制建筑。张氏宗祠是团山村中张氏族人议事、祭祖、调解纠纷和举行重要互动的主要场所，始建于清代乾隆四十八年，正堂中悬“绳武其祖”匾额，下嵌“百忍宗族”石碑3块，上录自张氏始祖张福以下各张氏支系名列。祠内还靠墙放有“张祖祠铭志”（1996年10月10日）、“饮水思源——重修张氏始祖坟墓碑序”（1994年）两块碑文，前者记有后辈骄子、村民生计、社会状况（“文革”）等内容，后者为捐钱重修祖坟名录，因时值团山村多处重建，此二碑本置何处无从得知。祠堂门扇饰有“寿”字纹样及各类吉祥图案，中门处贴有门神，其衣饰纹样以红绿色为主，上有金色龙纹，款式依汉制。与祠堂相对的照壁上有内嵌石碑，上书“祭祖歌”，全文如下：维我始祖 发籍江西贸易到滇南 迁居于建水卜宅团山 造成了巨族之乡世世代代 维美书香 百忍家风 耀彩千秋俎豆馨香正如上文提到，团山历史上是彝族的聚居地。彝族供奉祖先的方式是通过在家里专设木柜“几”，用以放置供奉祖灵的神龛、祭品，便于家族祭祀，而宗祠，则是典型的汉族礼制建筑，这一建筑的产生，也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从根本上可以被视作一种血缘宗法意识。即将衍生在血缘关系上的亲情视为整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石，从而以此为标准划分家庭、亲缘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由于对宗族血缘的高度重视，汉族才出现了“祠堂”这一建筑样式，用以强化“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13]的思想，对离开故乡的张氏一族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之所以用石碑记事，定时祭祖，并在祠堂各处反复提及“百忍”家风和始祖历史，都是为了“以共同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集体记忆”[14]，使后辈谨记“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15]。（三）装饰艺术基于团山村各家不同的经济水平，民居建筑中的装饰艺术也存在工艺、材料、数量和大小等方面的区别，但表现出的儒家思想内涵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主要表现为“亲君子”的文化追求、“开枝散叶”的家族理想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三大主题。1.“亲君子”的文化追求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内有“达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15]）外具“文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6]114），既通诗书，又知礼乐，可以说是“修身”完备的“圣人”了。而对于如何成为君子，儒家文化从个人行为举止、仪容仪表和文化修养等各方面都做了细致的要求，而正如孔子说的那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6]25，其源头在于学诗。团山民居建筑装饰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遍布屋壁、天花板、门楣、木枋和窗檐等地的书法诗画作品，“书法2 977幅……题材众多、内容丰富、构图精美的绘画计有2 617幅”[17]。从形式上看，团山民居建筑装饰中的书法作品均为白底黑字，楷草篆隶皆备，少数在结尾拓有方正的红章印，其内容不详。诗画作品中，除门扇上偶有门神、珍禽图以彩绘，其余山水人物、花卉异兽、梅兰竹菊等作品均仿汉族水墨画，以扇形、圆形、匾额等形状的木框作底，于白底上用墨色赋诗作画，诗画通常并与一处，以画解诗。从内容上看，团山民居建筑群中的书法诗画装饰以汉族古文、诗词为主，兼有简短的单字、词语、格言警句和“百忍”家训等，多褒奖忠孝道德，强调礼义廉耻，或告诫后人洁身自好，知节懂礼，显示对“君子”风范的明显偏好。此外，团山民居建筑群中还出现了滇南民居中尤为少见的檐梁斗拱、柱础石栏等构件，并以木雕、石刻各类纹样装饰其上。纹样分各类，其中植物类的以梅、兰、竹、菊为主，而事物类的则以琴、棋、书、画为先，并兼有许多故事性、谐音性的图案主题。如团山民居建筑檐枋上常见的“麒麟吐书”，源自孔子出生时，有麒麟降至孔府阙里人家，口吐玉书以告众人孔子之非凡的传说。又如团山民居屋脊上常见的龙鱼，通常为一对，龙头鱼身，鱼尾高跷，取“鲤鱼跃龙门”之意，此外还有“渔樵耕读”“加官进爵”“连升三级”等极具现实意义的木雕图案。在儒家文化中，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琴棋书画则寓“君子四德”，而“学而优则仕”的入世观念亦是儒家的一大核心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提倡入仕，以考取功名为荣，团山居民中浓厚的“亲君子”之意不言而喻。2.“开枝散叶”的家族理想上文礼制建筑一部分中提到过，儒家文化对宗族血缘关系是极为重视的，“开枝散叶”的家族理想正是这一族群思想具体化、生活化的展现，其中既有对家族富足、源远流长的期望，也有后辈可光耀门厅，先辈可寿年永固的渴望，是儒家文化与人的原始渴望相遇之后碰撞出的火花。团山民居建筑装饰中对这一家族理想的表现十分丰富。只“门”就有许多讲究，“安装于堂屋和厢房的隔扇门常以四扇或六扇为一堂，寓‘四季平安’‘禄禄有福’，每扇门由天头、上幅、玉腰、下裙、地脚五个部分组成，寓‘五福齐全’”[10]。不论是张家花园内的水池石栏上下的石雕砖刻，还是团山其他各家宅院门窗屋檐上的木刻雕花，其内容都兼有表示吉祥的“如意”“白象”“鲤鱼”“龙凤”、代表长寿的“白鹤”“仙桃”“八仙”“灵芝”和象征加官进爵的“文房四宝”“六禄”“喜鹊”“金鹿”等各类纹样，表现出辟邪护宅、求福纳才等多重寓意。孟子曾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这一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观念，在封建社会中，延伸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光宗耀祖”等多重含义。求福可保家人安康，入仕可耀宗族门楣，长寿才有机会尽孝，而这一切的物质基础都在于足够的财富积累。也就是说，上述所有的纹饰内容，归根究底都是“孝悌”在现实生活受到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后的具化。3.“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绵延已久，经由董仲舒的整理归纳，有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其内容以“人源于天”“天人同类”“天人同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五大思想主题为核心，其阐释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主要取“天人同理”之意，即“事各顺其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18]。团山民居建筑至今仍以砖木结构为主，各院均设天井、花厅，除张氏祠堂外，各院大门通常设于院中小天井所在的“漏耳”内，以保证往来者绕行进出。凡有院，必植花草，张家族人甚至于三进院中独设花园和中庭水池，并在张家祠堂后种有“风水树”，称其“万年青”以寓家族长盛，庇族人平安。村中四处可见遮天大树，修路时或绕道而行，或专门留以空地，通常任其生长，并不做刻意移植修减。团山村民居建筑群中展现出的这一“泽及草木，恩至水土”的生态观念，正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变体。正如《中庸》所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6]16这里的“和”，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同”，还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顺”。以天井聚水以汇财也好，种树改风水来庇护族人也罢，还有为“亲近”自然而将花园中的道路设置的弯弯曲曲、以照壁格挡防止财气外泄和门前置花草、院中树成双等“故意为之”的“风水习俗”，都是以“同而通理，动而相益”为出发点的。正如除皇恩府外，八大厅建筑都在位于一进院中轴线上的门海前侧刻有的朱熹书法作品“静观鱼跃”，和张家花园三进院中水池石栏上所刻“活泼泼地”所说的一样，人之重点在于敬畏和调和，无畏者无理，自然有逆于天，然后失德。只有有所畏惧的人才能找到“中庸”之道，明白“天道”，即仁德之理。三、建水团山民居建筑中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保护作为古村落的团山民居是“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布局、村落选址基本保持原貌，延续了独特的民俗民风和传统生活方式，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19]3与历史遗址不同，团山民居至今还是活着的张氏历史记录者和云南农村社会文化变迁见证人，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在2005年6月21日，团山村被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WF）批准为2006年世界第100个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对象之一，但同时，团山村也被公布为2006年世界百大濒临危险的文化遗址之一，其保护呈现出明显的现实紧迫性。（一）物质文化遗产走入团山民居，处处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印记，正如张家祠堂中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在经历了令人痛心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后，团山留下的最值得珍藏和保护的，便是其民居建筑了。不论是其中展现出的滇西建筑工艺特色，还是白族民居中极具特色的“四合五天井”（司马第）、“三坊一照壁”（张家花园）、“跑马转角楼”建筑形制，或是汉族的祠堂、花园建筑样式、书法字画和木雕石刻等实物，都是儒家文化与多种文化共同孕育的物质宝藏。但随着现代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团山民居中遗留的物质文化遗产在逐渐的消失。最初是由于政策安排，为扶贫安居，将大宅分给数家村民同住，居住过程中出于分割生活区域的考虑，村民会加建围墙，破坏建筑物原本形制。加之村民对于古村落的保护并没有具体的意识，出于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的原因，不仅安装防盗门、太阳能和无线接收器等现代设施，还翻盖砖房，重修水泥路等，从而改变了古建筑和街道的整体结构，破坏了民居建筑群传统原貌。2005年后，随着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的批准，当地政府和村民意识到团山的文化价值，并随即开展了各种重建保护工作，却因此为团山民居带来的另一个隐患——保护性开发的威胁。为尽快恢复团山民居建筑群原貌，并使之保有经济价值，“重建”是必然的。但重建过程中，施工人员的文化修养，重建时的经济考虑，都会使得重建后的团山民居建筑群面临着失去文化内涵的巨大威胁。正如笔者在张家花园窗棂上所见的“金鹿”浮雕，通常相对两窗纹饰必当一致，以作平衡之势，但右侧窗框全部施以红漆，并无“金鹿”，凑近便可看出红漆下“鹿”的浮雕样式，想必是工人为了上色方便全部涂红。建筑中的文化体现在每一处细小的纹饰雕刻、色彩配置之中，长此以往，不知会有多少“金鹿”失色，无人知晓。（二）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建筑类的物质文化遗产，团山民居中保留的“活态文化”也是珍贵的特殊资源，正是这些“活态文化”孕育的民风和民俗，使得团山民居成为了“可以亲历的生命史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生命有机体。”[19]4作为典型移民村落的团山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便是诞生于儒家文化之中的祭祖仪式和“百忍”家风。作为汉民族儒家文化中极具普及度的“孝悌”观念的具体表现，加之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张氏祭祖仪式的具体内容所表现出的艺术张力、文化多样性和吸引力可想而知。“百忍”家风兼具“中庸”和“君子”之道，正如朱熹所言：“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忍”不仅体现出张氏宗族的独特风骨和对后人的殷殷教诲，也饱含着张氏宗族对历史境遇、时代变迁、人生的思考，是历代族人全部生活经验升华而成的思想结晶。人会逝去，物质会腐朽，而这一思想结晶却在时代更替中熠熠生辉，在家风家训中代代相承，成为证明一个宗族存在的、极具史料、文化、民俗等各类研究价值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为什么，“莫言人短，莫道己长，施恩勿讲，受恩不忘”的张氏祖训至今还刻在张氏祠堂正对的照壁之上，一旦缺损立刻重修。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段话，还是一个家族存在、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虽然张家祠堂外用以情况简介的宣传牌上提到，张氏后人至今还保持着按时祭祖的习俗。但随着村里长者的逝去，青壮年也多离村读书，很少回家。缺少传承者，又没了继承人，张氏宗族祭祖的具体仪式流程也随之简化乃至于忘却，而“百忍”家风虽然仍旧是张氏一族的精神纽带，但其思想内涵却逐渐干瘪，面临时代危机。同时，村里由汉文化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杂糅而成的民俗技艺、节日庆祝方式等民俗文化也在步向消亡。虽然团山村在2013年3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后，已经成功实现了由单纯的古村落向当地极具代表性旅游景点的转型，但缺少代表性民俗特色来进行精神文化展示，只依靠建筑、文物等物质文化实体支撑，团山村作为文化旅游景点的前路尚未可知。（三）保护措施根据团山民居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对当地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分析，现就其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政府必须展现出领头羊的气魄，通过法律手段监管古村落建筑、文物以及文化保护的方式方法，并对民间保护组织进行集体管理，适当给予经济支持，减少因管理失误带来的特殊资源损失。另外，“政府在保护古村落的过程中将担任重要的角色，但在市场经济中不是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来干预古村落的发展与保护，而是通过比行政手段更为有效的宏观引导来实现”[20]。包括及时公布古村落保护区名录，以官方姿态进行文化宣传、引导社会舆论发展方向，促进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运用行政手段严格监测各级古村落保护区，明令禁止对保护区盲目的开发宣传和重建行为，引导各级保护力量进行合理有序的修复重建、对外开放工作。当地政府则应设立有效的奖励机制，保证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祭祖等活动开展时，在明确不触犯国家法律、符合社会公共道德并具有积极影响的前提下，当地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此类民俗活动的开展，并积极宣传。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都应当将古村落的开发建设活动置于保护规划的框架内，“实行梯度开发、渐进式开发、对少数资源占优势的景点实行优先开发，对尚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古民居和古建筑实行严格保护”[21]。从而确保当地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留存。其次，应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保护意识，发动居民自觉地进行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如团山民居的村民自发成立了由13个委员组成的“团山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委员会”，并在县里的协调安排下，拆除了占道的猪圈牛圈，矮房，把古建筑中雕花的青砖墙裙显露出来，便于旅游事业的发展。除此之外，还应有意识地培养后辈的集体文化心理，广泛、多次的开展祭祖等仪式活动，加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提高文化自信，从而巩固历史记忆和家族情感，形成完整的内部动力机制，做到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再生。最后，要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整个社会的任务来执行，形成政府引导、媒体传播、商家引资、村民自珍、民间自发出力、学者主动宣传等多位一体、共同参与的、积极的保护开发模式，从而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使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减少资金的流失和人员浪费，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把文化资产转变为特殊资源，同时确保其文化内核受到最完备保护”的最高目标。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为光辉璀璨的主流，其分支早已遍布中国大地，而在与不同地域文化汇流之后，则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光彩。云南建水团山民居建筑就是这一汇流激荡出的物质实在。在吸取了当地白族民居建筑形制和少数民族建筑装饰艺术的主要物质、精神内容之后，借当地工匠之手，基于儒家文化的思想基地，张氏宗族在云南边境创造出了独特的民居建筑群，并赋予其极强的生命力和文化包容性，进而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团山民居建筑中，仍然深藏着许多特殊而珍贵的文化资源，等着后来者们的研究和发现。注释：① 参见建水县政协文史委员编《建水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版。参考文献：[1]木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2] [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5.[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M].上海：中华书局，2012：167.[4]张刚.儒家族群思想在云南的影响与发展[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51.[5]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8.[6]汪致敏，张建农.古老寺庙——神灵殿堂[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07：1.[7]杨丰.教育圣地——滇南邹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6.[8]（清）张无咎.修.夏冕.纂.临安府志[O].清光绪八年（1882）补刻本.[9]张文凌，申旭.团山：建在锡矿上的移民村寨[J].深度旅游，2000（11）：49-51.[10]唐岱，唐嵩.云南建水团山村宅院式民居门窗装饰特征分析[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2（2）：218-221.[11]汪致敏，杨汉斌.百年米轨（个碧石铁路与建水）[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3：107.[12]杨庆.试论云南民族建筑的文化特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93-97.[13]（西汉）戴圣.礼记·祭统[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174.[14]彭兆荣.实践于历史与想象之间——客家族性认同与宁化石壁共祭仪式[J].思想战线，2000（1）：82-87.[15]（宋）朱熹.朱子家礼：卷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6]（春秋）孔子.论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7]张芸.建水县团山民居的文化理性及开发保护[J].创造，2003（6）：32-33.[18]袁长江.董仲舒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342.[19]朱晓明.历史、环境、生机：古村落的世界[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20]郑光复.旅游城镇持续的保护与开发[J].华中建筑，2005（2）：106-109.[21]阮仪三，吴承照.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机制和对策——以平遥古城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1（3）：15-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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