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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的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利用探索(7)

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2-2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出了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淀厚重,影响深远。当前,中国正经历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产业升级、生态文明

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出了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淀厚重,影响深远。当前,中国正经历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产业升级、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已成为国家战略,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我国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下研究中国问题的热点选题之一。以内蒙古敖汉旗粟作(粟和黍)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是全球旱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结晶,在保护、利用方面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本研究基于文献和田野的综合调查,以敖汉旗粟作为案例,期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与保护利用之道,拟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乡村振新战略的实施提供新路径。一、敖汉悠久的人类文明与粟作发展史“敖汉”系蒙古语,汉语为“老大、大王”之意。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是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敖汉旗地处中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四季分明,太阳辐射强烈,日照丰富,气温日差较大,雨热同季,积温有效性高,无霜期130~150天;年降水量在310~460毫米之间,是典型的旱作雨养农业区[1],属于以农为主、农牧林结合的经济类型区。(一)敖汉旗人类文明进化简史敖汉地区史前文明兴盛,境内存在4000多处古文化遗址,发现有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七种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约8500~2300年。其中,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和小河沿四种史前考古学文化均以敖汉地名命名,兴隆洼遗址还发现了中国最早龙的雏形,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玉器,有“龙祖玉源”之称,被考古界誉为“华夏第一村”。另外,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被誉为“中华祖神”。城子山遗址则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中心。敖汉地区文明在约四千年前出现转折,慢慢接受中原文明辐射,开启了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夏王朝)的过渡,三千年前纳入西周王朝燕国的版图,两千年前则成为秦王朝辽西郡的治辖范围[2](版四、五),其间大部所在东胡、乌桓。此后历属匈奴左地、曹魏昌黎郡、鲜卑段部,东晋十六国后赵之营州、前燕之龙城、前秦之平州昌黎郡以及后燕、北燕之平州昌黎郡,隋辽西郡,唐松漠都督府徙河州、契丹地,辽中京、上京地,金属地,元代辽阳行省大宁路,明初大宁卫地,清昭乌达盟敖汉旗、八沟厅、建昌县、建平县。后几经变化,1949年复称敖汉旗,先后属热河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管辖。简而论之,敖汉地方历史上曾经历过古国文明的发祥、方国文明的发展以及帝国文明的发达,显现出一万年间这里所产生的新石器文化的灿烂、青铜文化的辉煌以及契丹帝国文化的绚丽[2](版四、五),同时,还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的典范区域,代表了农耕与草原两大文明发展与交会的巨大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二)敖汉旗粟作发展历程概况如上所述,敖汉新时器时代已出现各种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小河西文化属粟作农业孕育阶段;兴隆洼文化出土距今8000~7500年约1500粒黍和10余粒粟[3](P84),则处于粟作农业的形成阶段[4](版四);到了赵宝沟文化,聚落规模继续增大,扁平体石耜作为主要掘土工具的出现标志粟作农业进入了发展阶段中的前期;自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食物C4类植物百分比稳步提升,史前经济形态已从农业经济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占据较大比重的状态发展为自红山文化以后农业经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5](版四、五)。资料统计[6](《农业志·大事记》),敖汉至少在战国时农具已实现由石、铜器到铁器的变革;秦汉时铁木复合农具、铁犁牛耕法开始广泛应用;魏晋十六国时鲜卑族慕容在此收容中原遗民和推广农业,赐民耕牛,领种官田,北魏拓跋珪分徙吏民及鲜卑慕容民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后汉书·乌桓传》曰“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三国志·乌丸传》亦曰“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穄”就是糜子,正如东汉人赵岐注解《孟子》所说“塞外气寒,仅能艺黍稷”;宋辽金元时耶律阿保机大量迁徙关内移民至今赤峰及辽宁西部定居,并引入中原农业技术垦殖,锄、锹、镐、犁、铧等农具普遍应用且出现水浇地,金章宗还在其辖区推广区田法。又据《金史·食货志》载,奚族人(在今赤峰一带游牧与耕种)被女真征服后迁至新处,“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多安其居”,女真统治者曾问询“女真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获否?”答曰“闻皆自耕,岁用亦足”,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粟作发展较为稳定。明清以降,当地人从事农耕的越来越多,顺治、康熙时,开始建仓存谷,以备饥荒,有些地方还修渠引水,改良农具,农牧并举,遂有大批移民涌入垦荒;光绪年间,甚至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据《承德府志》卷二十八《物产》所说:“大宁土产……碛卤所及,阡陌日开,而塞外土泉肥甘……其谷宜黍菽稻麦”,有“御稻、乌喇白粟、稻、粟、穄、黍、麦、荞麦、豆类、薏苡、脂麻、玉蜀黍、东墙(沙蓬)”等[7](《塞北地方》第十七号《热河省承德府志》P792-795),除粟、黍以外,农业品种更加丰富多样。二、敖汉粟作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价值敖汉粟作农业前后相延有八千年,至今仍保存有基本传统的经济形态,为世人留下了一笔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结合近年来相关学术成果,笔者认为,粟作文化遗产应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留存至今、与粟作农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以“固态”或“活态”形式存在的各种文化资源及其相关载体,具有特别丰富的内涵和价值。(一)古老丰富的各类粟作文化遗存和农具敖汉境内发现的多种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自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期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完整[4](版四)。关键重要的是,这些考古学文化与粟作农业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在已发掘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和小河沿文化等遗址中,除了布局有序的大型聚落,还有数量可观的粟、黍炭化籽粒,类型多样的石铲、石耜等掘土工具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它们共同构成粟作农业文化遗产的早期重要空间与物质载体。根据兴隆沟聚落遗址的发掘,第一地点距今8000~7500年,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黍、粟谷物的数量占15%;第三地点距今4000~3500年,在仅百余份样品中就发现了各种炭化植物种子一万四千余粒,粟、黍和大豆的数量占到了99%[8](版七)。这些经过人工栽培的黍、粟炭化籽粒是粟作文化遗产初期最直接的实物留存。文明时代以后的敖汉还有诸多实物遗存的发现,比如著名的辽代仓窑(粮仓)遗址,呈圆弧状,深达2~3米不等;又辽墓壁画内容所反映的经济形态显示契丹人的主要饮食之一就是小米,表明处于辽国腹地的敖汉是当时主要的农业种植区,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农业经济资源[9](P53)。粟作农业遗产类型中出土的农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小河西文化遗址出土石器中主要的掘土工具以亚腰石铲为主[10](P23-26),说明尚处于粟作农业萌芽阶段,采集和渔猎仍是主要经济活动。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打制的肩石锄、亚腰窄身石铲及普遍使用的琢制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证明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了锄耕阶段[11](P4-6)。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扁平体石斧、石耜及较为常见的磨棒和石磨盘、石刀与复合石刀[12](P61-65),表明粟作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在经济结构中地位进一步提升。进入红山文化时期,用于深翻土地的大型掘土工具和收获谷物的石刀、蚌刀等普遍出现,粟作农业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主要经济形态。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遗址点则出现了配套的谷物种植、收割和加工工具,粟作农业成为主导性经济部门,步入成熟期[4](版四)。上述遗址发现的各类型和层次的农具,虽然不能直接被使用,却反映了早期人类粟作农业及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演化情况,还能用来典藏、展示、科研及艺术创作,可看作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与存在,有助于帮助理解史前的农业历史与文化内涵。而从原始起源到古代发展及至近代变革之后,敖汉旗地区最终形成了今天以粟作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特色形制、材料、动力与功能的各类农具。按照粟作农业生产的节气时令和基本过程,可以将农具划分为耕地整地、播种、中耕除草、收获、加工以及运输等不同的类别。传统的耕整地工具有耕犁、铁锨、铁耙、锄头等。其中,锄头一般用以挖穴、作垄、耕垦、覆土等,形制多种,亦有点种、除草、碎土、中耕、培土等功用。播种工具常用的有耧车、簸梭、石磙等,由牲畜或人直接牵引,耧车用于播种,簸梭(图1)用于种子覆土,石磙(图2)用于滚动镇压覆盖种子上的松土。中耕除草工具有耘锄、小锄等:耘锄较长,用于松土和除草;小锄较短,用于清除禾苗杂草与间苗。收获、脱粒工具主要有镰刀、桑杈、碌碡、扇车、木锨、刮板、簸箕等。加工工具有石碾、糠筛、米筛、石磨等。其中,石碾主要用于谷物破碎去壳的初加工。运输工具主要有独轮车等。上述各类农具以及部分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尚未与农业发生明显剥离的其他副业生产工具[13](P137-146),如扫帚、笸箩、粪锸、粪筐、独轮车、牛马车、粮囤等,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传统粟作生产农艺过程与面貌的经典标志。传统农具的制作工艺与使用方法等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反映了粟作农业生产的特色,是确保粟、黍绿色天然本质的重要保障,具有丰富的历史、艺术、观赏、教育等精神文化价值。图1 簸梭图2 石磙(二)沿袭至今的传统粟作农业制度与技术粟作文化遗产包含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旱作农业制度与技术。敖汉旗的粟、黍古老物种虽历经了长久的变迁,但由于其多生长在旱坡地上,不便于机械化作业,因而仍保留有牛耕人锄的传统耕作方式。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敖汉粟作农业系统形成了从土壤耕作、播种到田间管理、收获及加工的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制度和技术体系。敖汉粟适宜的轮作有大豆-粟-大豆-高粱、小麻子-粟-大豆-高粱、小麻子-粟-玉米-大豆、高粱-粟-豆类-荞麦、玉米-高粱-粟、玉米-粟-马铃薯、大豆-高粱-粟、玉米-大豆-粟-玉米等[6](《农业志·第四篇农作物》)。 在黍的轮作方面, 代表性的有黍-马铃薯-粟-豆-黍、黍-大豆-粟等,或四年,或三年,可实现土壤营养良性循环与持续增产。间、套、混作也是粟作农业的传统经验之一,具有生态效益,不仅益于用地养地,还可防治病虫草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如粟和玉米的间套作,由于玉米秸秆的遮阴作用,抑制杂草率可达80%,能有效地减少病虫的寄生源[14](P48)。敖汉人建立了适合当地的土壤耕作制。其中,免耕覆盖就是传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免耕覆盖田地几年后,秋后深耕一次,然后重新覆盖耕作,易于解决土壤养分上下不均、耕作层变薄以及病虫害寄生等问题。人们还构建了以耕、耙、耱为中心的抗旱保墒技术体系;在保水环节上,形成了以改土蓄水为中心的垒埂打堰、结合深耕以减少地表水土径流量、加厚耕层活土层的土壤蓄水纳墒技术措施;在具体的选整地环节上,粟多于扛垅地秋天拔大草放垅,若是计划耕种的玉米和高粱前茬地,还要在前一年冬天拖冻茬子,否则就要在春天刨、搂净,秋收后深耕深松和耙耱,旱坡地冬季“三九”磙地,早春解冻时顶凌耙耱[15](卷七《种植业》)。传统粟作栽培的特点还有通过“穗选法”“种子田”等技术选育诸多良种。粟有白、红、黄、黑、橙、紫等色,还有黏性小米,农家品种主要有齐头白、五尺高、二白谷、独秆紧、叉子红、花花太岁、绳子紧、兔子嘴、长脖雁、金镶玉、老来白、老虎尾等50多种。黍的农家品种则有散穗、侧穗和密穗型等:散穗型的有大粒黄、大支黄,侧穗型的有大白黍、小白黍,密穗型的有疙瘩黍、高粱黍(千斤黍))和庄河黍。这些品种有不同熟期、不同株型的,有高产的,有优质的,有抗旱耐瘠的,有喜水耐碱的,有抗病虫的,有分蘖力强的,有抗倒伏的,可以为农学研究、作物育种和多样性保护等提供资源和基因样本。至于积制肥料、讲求培养地力和用养结合的技术经验,人们很早就开辟了人粪尿、畜禽粪便、秸秆肥、杂肥、牧草绿肥等多种肥源及积制方法。当地还有一种“五五一”积肥法,就是按照五份土、五份骡马粪和一份人粪尿的比例沤制粪肥;在作物收获之后,农民又将秸秆直接还田,或是将其铡碎后与水土混合,堆土发酵腐熟后施于土壤中;还可将其用作牲畜的饲料,经腹成粪后还田,在提高粟、黍利用率的同时保持了土壤肥力。粟、黍的播种方法有条播、穴播和撒播,但以条播和穴播为好,黍可适当密植。这里有一种敖汉人独创的特色播种方法,即播种用马、驴拉犁开沟,然后用被称作点葫芦头的点种器点种。这种点种器的一头会绑上茅草,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胡子”,它最大好处在于,经点种人用木棍敲击点种器中部后,种子就会流下来并顺着茅草的缝隙均匀地散开,为后续的间苗工作省去了很多麻烦。另外,播种施肥时要做到均匀“捋粪”,播种结束后还要及时覆土、磙压,以防止跑墒。当然,播种之前还要进行其他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检修农具与晒种、选种和拌种等,以达到杀死病虫菌、保护出苗率和防治黑穗、白发等病的目的。播种是基础,管理是关键。禾苗出齐后要耪地,耪地宜早,既可除草,又能松土,民间有“地耪三遍赛好雨”“旱耪田,涝浇园”“锄板子底下有火也有水”之说;耪地要做到“头遍浅、二遍深、三遍四遍不伤根”[16](P151)。过后是间苗(薅地),且用小锄头锄去杂草。禾苗日渐健壮,还要进行耥地,具有抗旱、抗倒伏的功效。收获同样重要,所谓“三春不如一秋忙”,关键是把握成熟度,俗语说“秋分不割,熟俩丢三”,收获过早,影响产量;收获过晚,则易脱粒。然后就是打场、入仓,全年的农事活动方可结束。总之,敖汉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因地、因时、因物制宜,最终创造和发展了内涵丰富的栽培与管理体系,同时,又总结出一整套收获技术与经验,体现了对每一个环节的重视和智慧,是粟作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利用的重要非物质依托。(三)以粟黍为中心的复合农业产出与文化活动粟作生产除了收获粟、黍两种粮食作物,还可以通过间、套、混作获得其他杂粮作物(如荞麦、高粱、杂豆)、经济作物(如芝麻、胡麻、蓖麻、线麻、向日葵、甜菜、烟草)、绿肥作物(如草木樨、苜蓿草、沙打旺)、蔬菜(如萝卜、葱、白菜、黄瓜、茄子、蒜、辣椒、韭菜、豆角)和瓜果(如苹果、梨、杏、桃、李子、山楂、大枣)等[15](卷七《种植业》)。由于本身属性和长期的演化,粟、黍已形成了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和环境的生理机制,再加上这些复合的农业产出,决定了其重要生态价值和综合经济收益。另外,结合当地的丘陵山地综合系统,又产出有各类野生植物、微生物以及飞禽、走兽和爬行、两栖类动物,表现出明显的生物多样性特征,具有涵养水土、调节环境、保护珍稀物种等诸多功能。除了包含必要的生产要素,粟作文化遗产还伴有各种农祭和农俗等事务,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文化活动。粟、黍是农祭的重要享物,祭祀文化源远流长,《王祯农书·百谷谱》“黍”字条说“凡祭祀,以黍为上盛”,《礼记·曲礼上》曰“献粟者,执右契”,郑玄注“契,券要也,右为尊”,可见黍、粟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尊贵。敖汉旗祭祀的历史久远,如城子山遗址(距今4200~3800年)最早为祈雨的场所,是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祭坛数量最多的祭祀遗址。当地先民修建城子山祭坛群,并以猪形玉器为祈雨神物,祈求天降甘露;民间亦留存有祭祀粟、黍的传统,比如过年时用小米等祭祖,恭请祖宗灵魂回家过年;又相传正月初八是粟的生日,这天须吃用小米做的饭,还要盛一碗放到谷囤里,在上面插上一双筷子,祭祀谷神,如果这天天气晴朗,就会预示当年谷子丰收[16](P391-398)。至于与粟黍有关的农俗,涵盖内容更加丰富。小米和黄米为粟、黍之籽实,是敖汉最古老和最重要的粮食来源。小米乃主食,蒸(焖)饭和煮粥是主要炊用方式,可做成干饭、锅巴、水饭和粥。其中,小米粥可掺入野菜、干菜等,又可做成肉粥;小米碓捣成粉,亦可制成炒面、饼、窝窝头、发糕、糁状、馒头、米汤等。黄米同样可做米饭、煮粥,当地甚有“吃饭靠糜子,穿衣靠皮子”“庄稼汉要吃饱肚子,黄米干饭泡瓠子”的说法。由于具有黏性特点,黄米的优势在于,可以制成炒米、炸糕、枣糕、浸糕、年糕、连毛糕、汤团、摊花、煎饼、窝窝、火烧、油馍、酸饭、糜子粉、糜面杏仁茶等各种小吃,历史悠久,风味各异。另外,黄米还是酿酒的好原料,当地农家基本都会制作享用。由于不同品种、配料、制作及食用方法,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形成了当地多彩的特色饮食文化。除了饮食以外,敖汉农历正月二十为小填仓、二十五为大填仓,总称填仓节。十九日午后,家家都用秫秸扎制犁、叉、钩、镰、锨等农具,在二十日日出之前,放入仓囤粮袋之中,焚香、供祭、叩拜,傍晚,凡是设供或饮食的地方,都要点灯,俗语有“点遍灯、烧遍香,家家粮食填满仓”之说。二十四日,重新准备供品,在二十五日日出前,再放置于仓房粮囤之中并叩拜,天亮之前,用草木灰在院子撒出三环套或五环套的圆圈,将少许黍、粟等五谷撒与圈内,俗称“打囤儿”,边撒边说“填仓填仓,五谷满仓;做囤做囤,粮谷满囤”或“大囤满,小囤流,今年丰收好年头”等,以此象征粮食满仓,来年生活富足[16](P406)。当地还有吃“燎场糕”和“腊八粥”的习俗。所谓吃“燎场糕”,就是在庄稼第一次打场收获后,用新的黍米蒸一锅年糕供大家享用;喝 “腊八粥”,则是“腊八”日冬祭的风俗,同样有庆祝丰收、祈神保佑之意,原料主要是由小米、黄米等多种粮食(其它有绿豆、芸豆、红小豆、红枣等)制作而成。中国北方普遍有在死人灵床前放置“倒头饭”的习俗,敖汉地区并不例外,人们用半熟的粟米或黍米饭盛进碗里、压实,再倒扣在另一个碗里,上插三根秫秸,秫秸上端再缠绕棉花,寓意在阳间的饭已经吃到头,谨以对死者的祭奠。这些与粟、黍直接相关的农祭、农俗及文化活动,是当地先民源于生存、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期待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并依附于生活、习惯、情感、信仰等综合的社会行为和意识形态,是粟作文化遗产重要的非物质组成部分。它们经过敖汉当地人民的反复演示与持续实行,表现出明显的集体性、趋同性和稳定性,具有强大的精神汇聚力与感召力,对社会秩序维系、心灵净化、文脉传承甚至环境保护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效与挑战当前,中国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兴未艾,成果丰硕。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应用以及工业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粟、黍农家品种与耕作方式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乃至破坏,威胁到粟作农业系统的稳定与文化遗产的传承,而与此同时,相关的保护利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不少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一)近年来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成效近年来,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部门,都做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学者主要就粟作遗存发掘与起源、传统农具与经济形态、粟作农业系统多样性、小米经济与产业发展等内容展开研究,挖掘传统粟作蕴含的农业制度、技术与哲学、生态等原理和智慧,思考如何在维持环境友好的条件下传承保护、合理利用与适度开发。政府的贡献主要在于制定规划、实施政策与产业支持,以敖汉旗政府为例,先后编制了《谷子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引导农民按照规程要求进行无公害生产,并领导成立内蒙古谷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布中国首部《敖汉小米食用指南》,积极打造、建立和制定敖汉小米的品牌、标准体系与贸易政策,探索粟作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践途径。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明显。例如,以粟、黍为中心的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和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粟、黍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敖汉小米”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敖汉旗被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授予“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称号,并成功命名“国家有机产品示范创建区”;搜集到濒危农家品种215个,其中谷子92个,并建有18亩保护基地;开发的“兴隆沟”“孟克河”“八千粟”等杂粮品牌,年加工能力早已超过10万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14](P48)。又建立了366家种植专业合作社,2017年仅 “惠隆杂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与1255家农户签定订单,种植谷子亩,其中有机谷子7200亩,为农民增加收入90万元,而全旗以谷子为主的杂粮加工企业有184家,2017年加工杂粮吨,实现销售收入5.04亿元[17]。这些都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当前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面临的挑战其一,粟作文化遗产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挖掘,全面的调查和保护工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前所述,粟、黍显然具备非常良好的综合利用价值,但深层次的挖掘、研究与开发还不够,尤其是对粟作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演化及其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揭示不足。另外,当前我们对粟作文化遗产的家底仍然不清,尤其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尚未开展专业和系统的普查工作,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估与等级确定,限制了基于国家层面的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机制的建立。其二,受现代农业技术与经济发展冲击,传统粟作栽培管理模式难以为继。因为粟、黍多分散栽培于山区丘陵,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加之籽粒小,顶土能力弱,又缺乏适合农家品种的除草剂,往往采用适度密植与人工间苗、除草的管理方式,导致栽培工作耗费人力;而由于适口性和商品性差、深加工不足以及消费群体有限,在繁重的劳力付出之下,粟、黍农产品的市场拓展乏力,通过粟作所获收益很难与其他产业相提并论,再加上城镇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人口的转移,粟、黍的传统种植制度、技术与文化有逐渐消亡的趋势。其三,粟作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部分缺乏可以直接聚焦的传承人。不同于大部分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表演艺术、手工技艺、口头文学、民间绘画与知识等,有通过口传亲授而得以延续的具体传承人,容易在各自的领域凸显出来、被人发现和重视,粟作文化遗产中的耕作技术、栽培经验、管理知识、文化活动等,基本留存于广泛的群体即普通农民身上,依靠世代耕作得以维持和存续,并没有相对固定的、可聚焦的传承人或代表性人物,这就导致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在资金上,都难以像对待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实行精准支持。其四,粟作文化遗产保护最广泛主体即农民的参与度不高,且相关后续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目前,遗产地的保护工作主要以政府部门、学者和企业家为主导,而其中最广泛主体即农民的参与度很低,相关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尚且有限,其深度和广度离预期还相距甚远。与此同时,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运作与保障体系并未完全形成,导致对于遗产地遴选与退出法规的制定、种质资源的认定和使用、传统栽培的规范管理、商标品牌的标注和识别等监督评价问题,缺乏可以操作、执行的指南。其五,粟作文化遗产利用领域狭窄,其多功能价值的投入与开发不足。从目前对粟、黍有效开发与利用的形式来看,主要还是侧重于种质资源培育、精细与深加工、绿色有机品牌创立以及互联网营销等,而对于相关更高增长点领域如食品安全、生物制药、医疗健康、生态修复、环境治理以及文旅产业如景观打造、园区博览、文化创意等方面的科研与资金投入还非常缺乏,粟作文化遗产增值利用的空间遇到巨大瓶颈。四、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启示综上所述,敖汉粟作是中国乃至全球旱地农业的典型代表,历史悠远,薪火相传,包括各类考古遗存和农具、传统栽培制度与技术以及相关符合农业产出与文化活动在内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反映了传统旱作农业的思想理念、逻辑体系与文化内涵,特色明显且经济和生态效益统一,兼具历史、文化、景观、教育等综合价值,为当地人类的生存、繁衍、社会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粟作文化遗产体现了过往与现实的统一,历久弥新,是当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原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地理、环境、生态、生产等非常多样化的国家,孕育出来的包括粟作在内的各类农业文化遗产异彩纷呈。历史上,它们不但使我们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维系了社会数千年的稳定发展,还通过精耕细作、水利灌溉、轮作套种、施用农家肥等传统技术,保持了“地力常新壮”,基本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今天,它们所蕴含的朴素生态与价值观、积累的农业技艺与管理知识以及文化,对现代农业发展仍具应用价值。我们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利用,不但可以发挥其满足、改善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与营养结构、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独特功用,还可以促进多功能农业发展、资源循环利用、农民就业与增收、农耕文化传承和弘扬、乡村振兴与稳定,惠及当下,泽被久远。当前,有必要进一步弄清楚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源流、嬗变及其影响,且于区域和国家层面开展更加全面、细致的调查与评估工作,形成全国保护联盟,建立和完善保护、利用与认定、监督机制,并应突出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构筑利益共享与补偿以及综合示范体系,激发、探索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途径、方法,还要扩大在高科技、高增加值和文化领域的投资与开发,加快实现产业升级与综合价值的有效提升。[参考文献][1]敖汉旗信息办.敖汉旗自然地理[EB/OL].http:///article/detail/5185,2014.[2]王巍,于宝君,等.文化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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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222/8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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