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的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利用探索(5)

三、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效与挑战

当前，中国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兴未艾，成果丰硕。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应用以及工业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粟、黍农家品种与耕作方式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乃至破坏，威胁到粟作农业系统的稳定与文化遗产的传承，而与此同时，相关的保护利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不少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一）近年来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成效

近年来，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部门，都做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学者主要就粟作遗存发掘与起源、传统农具与经济形态、粟作农业系统多样性、小米经济与产业发展等内容展开研究，挖掘传统粟作蕴含的农业制度、技术与哲学、生态等原理和智慧，思考如何在维持环境友好的条件下传承保护、合理利用与适度开发。政府的贡献主要在于制定规划、实施政策与产业支持，以敖汉旗政府为例，先后编制了《谷子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引导农民按照规程要求进行无公害生产，并领导成立内蒙古谷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布中国首部《敖汉小米食用指南》，积极打造、建立和制定敖汉小米的品牌、标准体系与贸易政策，探索粟作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践途径。

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明显。例如，以粟、黍为中心的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和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粟、黍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敖汉小米”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敖汉旗被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授予“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称号，并成功命名“国家有机产品示范创建区”；搜集到濒危农家品种215个，其中谷子92个，并建有18亩保护基地；开发的“兴隆沟”“孟克河”“八千粟”等杂粮品牌，年加工能力早已超过10万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14］（P48）。又建立了366家种植专业合作社，2017年仅 “惠隆杂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与1255家农户签定订单，种植谷子亩，其中有机谷子7200亩，为农民增加收入90万元，而全旗以谷子为主的杂粮加工企业有184家，2017年加工杂粮吨，实现销售收入5.04亿元［17］。这些都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当前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面临的挑战

其一，粟作文化遗产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挖掘，全面的调查和保护工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前所述，粟、黍显然具备非常良好的综合利用价值，但深层次的挖掘、研究与开发还不够，尤其是对粟作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演化及其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揭示不足。另外，当前我们对粟作文化遗产的家底仍然不清，尤其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尚未开展专业和系统的普查工作，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估与等级确定，限制了基于国家层面的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机制的建立。

其二，受现代农业技术与经济发展冲击，传统粟作栽培管理模式难以为继。因为粟、黍多分散栽培于山区丘陵，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加之籽粒小，顶土能力弱，又缺乏适合农家品种的除草剂，往往采用适度密植与人工间苗、除草的管理方式，导致栽培工作耗费人力；而由于适口性和商品性差、深加工不足以及消费群体有限，在繁重的劳力付出之下，粟、黍农产品的市场拓展乏力，通过粟作所获收益很难与其他产业相提并论，再加上城镇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人口的转移，粟、黍的传统种植制度、技术与文化有逐渐消亡的趋势。

其三，粟作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部分缺乏可以直接聚焦的传承人。不同于大部分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表演艺术、手工技艺、口头文学、民间绘画与知识等，有通过口传亲授而得以延续的具体传承人，容易在各自的领域凸显出来、被人发现和重视，粟作文化遗产中的耕作技术、栽培经验、管理知识、文化活动等，基本留存于广泛的群体即普通农民身上，依靠世代耕作得以维持和存续，并没有相对固定的、可聚焦的传承人或代表性人物，这就导致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在资金上，都难以像对待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实行精准支持。

其四，粟作文化遗产保护最广泛主体即农民的参与度不高，且相关后续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目前，遗产地的保护工作主要以政府部门、学者和企业家为主导，而其中最广泛主体即农民的参与度很低，相关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尚且有限，其深度和广度离预期还相距甚远。与此同时，粟作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运作与保障体系并未完全形成，导致对于遗产地遴选与退出法规的制定、种质资源的认定和使用、传统栽培的规范管理、商标品牌的标注和识别等监督评价问题，缺乏可以操作、执行的指南。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222/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