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的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利用探索(2)

明清以降，当地人从事农耕的越来越多，顺治、康熙时，开始建仓存谷，以备饥荒，有些地方还修渠引水，改良农具，农牧并举，遂有大批移民涌入垦荒；光绪年间，甚至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据《承德府志》卷二十八《物产》所说：“大宁土产……碛卤所及，阡陌日开，而塞外土泉肥甘……其谷宜黍菽稻麦”，有“御稻、乌喇白粟、稻、粟、穄、黍、麦、荞麦、豆类、薏苡、脂麻、玉蜀黍、东墙（沙蓬）”等［7］（《塞北地方》第十七号《热河省承德府志》P792-795），除粟、黍以外，农业品种更加丰富多样。

二、敖汉粟作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价值

敖汉粟作农业前后相延有八千年，至今仍保存有基本传统的经济形态，为世人留下了一笔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结合近年来相关学术成果，笔者认为，粟作文化遗产应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留存至今、与粟作农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以“固态”或“活态”形式存在的各种文化资源及其相关载体，具有特别丰富的内涵和价值。

（一）古老丰富的各类粟作文化遗存和农具

敖汉境内发现的多种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自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期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完整［4］（版四）。关键重要的是，这些考古学文化与粟作农业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在已发掘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和小河沿文化等遗址中，除了布局有序的大型聚落，还有数量可观的粟、黍炭化籽粒，类型多样的石铲、石耜等掘土工具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它们共同构成粟作农业文化遗产的早期重要空间与物质载体。

根据兴隆沟聚落遗址的发掘，第一地点距今8000～7500年，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黍、粟谷物的数量占15%；第三地点距今4000～3500年，在仅百余份样品中就发现了各种炭化植物种子一万四千余粒，粟、黍和大豆的数量占到了99%［8］（版七）。这些经过人工栽培的黍、粟炭化籽粒是粟作文化遗产初期最直接的实物留存。文明时代以后的敖汉还有诸多实物遗存的发现，比如著名的辽代仓窑（粮仓）遗址，呈圆弧状，深达2～3米不等；又辽墓壁画内容所反映的经济形态显示契丹人的主要饮食之一就是小米，表明处于辽国腹地的敖汉是当时主要的农业种植区，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农业经济资源［9］（P53）。

粟作农业遗产类型中出土的农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小河西文化遗址出土石器中主要的掘土工具以亚腰石铲为主［10］（P23-26），说明尚处于粟作农业萌芽阶段，采集和渔猎仍是主要经济活动。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打制的肩石锄、亚腰窄身石铲及普遍使用的琢制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证明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了锄耕阶段［11］（P4-6）。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扁平体石斧、石耜及较为常见的磨棒和石磨盘、石刀与复合石刀［12］（P61-65），表明粟作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在经济结构中地位进一步提升。进入红山文化时期，用于深翻土地的大型掘土工具和收获谷物的石刀、蚌刀等普遍出现，粟作农业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主要经济形态。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遗址点则出现了配套的谷物种植、收割和加工工具，粟作农业成为主导性经济部门，步入成熟期［4］（版四）。

上述遗址发现的各类型和层次的农具，虽然不能直接被使用，却反映了早期人类粟作农业及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演化情况，还能用来典藏、展示、科研及艺术创作，可看作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与存在，有助于帮助理解史前的农业历史与文化内涵。而从原始起源到古代发展及至近代变革之后，敖汉旗地区最终形成了今天以粟作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特色形制、材料、动力与功能的各类农具。按照粟作农业生产的节气时令和基本过程，可以将农具划分为耕地整地、播种、中耕除草、收获、加工以及运输等不同的类别。

传统的耕整地工具有耕犁、铁锨、铁耙、锄头等。其中，锄头一般用以挖穴、作垄、耕垦、覆土等，形制多种，亦有点种、除草、碎土、中耕、培土等功用。播种工具常用的有耧车、簸梭、石磙等，由牲畜或人直接牵引，耧车用于播种，簸梭（图1）用于种子覆土，石磙（图2）用于滚动镇压覆盖种子上的松土。中耕除草工具有耘锄、小锄等：耘锄较长，用于松土和除草；小锄较短，用于清除禾苗杂草与间苗。收获、脱粒工具主要有镰刀、桑杈、碌碡、扇车、木锨、刮板、簸箕等。加工工具有石碾、糠筛、米筛、石磨等。其中，石碾主要用于谷物破碎去壳的初加工。运输工具主要有独轮车等。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222/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