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名与自然黄老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探析(3)

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巧验。事如直木，多如仓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经法·道法》）

广义地说，这里的“权衡”、“天当”、“度具”等即相当于“刑名”。不同于主观的德性因素，“权衡”、“天当”、“度具”等皆可看作是某种客观的、明确的判别标准，其中并未为道德价值留出任何理论空间或发挥现实作用的余地。在黄老看来，只有树立了客观的参验标准，政治秩序方能得以确立，万物方可得而治之。另外，帛书《黄帝四经·经法·道法》开篇即言“道生法”——在黄老的政治哲学架构中，“道”所化生的是“法”，而非诸种道德价值。显而易见，黄老并未将道德的合法性回溯于“道”，也没有将道德价值看作是“道”安顿现实政治世界的方式。在黄老政治哲学中，道德是被排除在现实政治秩序的建构体系之外的。“归本于黄老”的韩非更是将这一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将“刑名”与“法术”全然贯通。韩非说：“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韩非子·难二》）这是说，一切政治事物皆需以明确客观的刑名法则为其行事准则——与之相合则行之，与之相悖则禁止。在以“法”与“刑名”为主导的政治体系中，韩非彻底将道德排除在了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序列之外，而树立了“法”的权威。

颇可玩味的是，虽然“刑名”与“无名”一样，否定并排除了“正名”所意欲树立的道德价值体系与评判标准，但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怀以及重建政治秩序的迫切渴望，黄老并未全然承续老子对“名”本身的质疑乃至否定态度，而是选择了接受并肯定“名”的现实政治效用，并由此而确立起了不同于“无名”的“刑名”观念。换言之，如果说“无名”的提出旨在质疑“名”对事物的“割裂”以及“名”所承载的道德价值，进而否定乃至消解“名”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效用，那么，“刑名”的提出则是在否定了“名”所承载的道德价值的基础之上，试图以虚无之“道”为根基，在另一个理论维度上重新诠释和建构“名”，进而确立乃至强化“名”的政治效用。总之，如果说老子对于“名”的态度主要表现为某种限制乃至消解，黄老则是在认可“名”的基础之上，转化其理论内涵，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强化“名”的理论意义与政治效用，并将其与刑名法术相贯通。

《尹文子·大道上》曰：

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

这里，《尹文子》明确阐发了“刑名”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的重要作用——只有正“形名”、名实相应，才可能使得万物“具存”而不乱。应当认识到的是，《尹文子》的这段论述虽可从认识论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理解，但其核心意涵落实于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刑名”在政治世界中组织与安顿万物的重要角色。

另外，帛书《黄帝四经》一篇提到：

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刑名。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经法·道法》）

也就是说，认知世界的方式在于“采取虚无有的态度”，如此，“即便再小的事物，也必有它的形名”⑧。在“虚无”的观照之下，万事万物都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其本然状态，并形成名实之间的严格对应，这样也就确立起了明确的认知准则。在政治世界中，这些认知准则进一步确定了每一个体行为与职分的分界，构建起了井然有序的政治秩序，所谓“刑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经法·论约》）。

同样被认为是黄老学派著作的《管子·白心》篇也提到：

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这是说，只要圣人能够保持虚静无为，则刑名声号将自为自治，万物将各得其名。而只要“形名正定则治理，形名不正则废乱。形名确定法度具备，则圣人就安闲无事了”⑨。在这里，《白心》篇无疑赋予了“刑名”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只要“刑名”得以确立，万物就会自然而然得以治理，圣人无需作出道德表率或以德化民而只要“静身以待”。若再向前推进一步，这一思路便顺理成章地导向了黄老政治哲学中君主虚静无为而臣民（在相应的职分之内）有为的政治主张。

总之，通过上述例证，“名”与“刑名”在黄老政治哲学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地位与现实效用已可见一斑。“刑名”观念不仅与儒家所提倡的“正名”大异其趣，剔除了“正名”之“名”所承载的德性义涵，同时也转化了老子之“无名”观念对于“名”的质疑乃至消解，在“虚无”的基础之上重新确立了“名”的认知意义与政治效用，将“名”作为秩序建构的关键一步，从而使得“刑名”观念成为黄老政治哲学架构中的枢机。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1/0412/11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