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世家、抗金名帅张浚的事功思想(5)

应该说张浚的事功思想观点明确，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方法可行。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张浚的事功行动

张浚倡导的事功思想，不仅表现在著书立说方面，更表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据《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的记载：他时刻不忘“清修笃慎”的目的，因而“孜孜为国”“有志天下”。靖康初（1126），金兵陷京师，金人议立张邦昌时，张浚时任太常簿，便与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甘受辱，不书议状，一起逃至太学中。后闻高宗即位，他立即驰赴南京，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建炎三年（1129）春，金人南侵，他抗御于吴门。不久苗傅、刘正彦作乱，他会同韩世忠、刘光世等平乱，拥高宗复位，被任知枢密院事。次年，他提出经营川陕的建议，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需要团结有志于事功的人才，共同努力。因此他在关陕三年，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选用王彦、关师古、吴璘、杨政、田晟、王宗尹、王喜等人，“后皆有声，世服其能知人”。“西北遗民，归附日众。”虽然富平之战失利，但“全蜀安全，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他“自淮西归，与赵鼎同在相位，以招徕贤才为急务，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人号为小元祐”。同时，他还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却敌有功。后因秦桧主和，他被排挤出朝，贬谪到永州闲居。这时他虽处逆境，仍多次上书议论国事说：“当今时势譬若养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决迟则祸大而难测，决速则祸轻而易治，惟陛下断之于心，谨察情伪，豫备仓卒，庶几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异时以国与敌者反归罪正议，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秦桧见之大怒，把他贬到更边远的连州居住，后又迁到永州、潭州等地，让其长达二十多年不得安宁。但张浚不忘报国初心，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著作《紫岩易传》等书，探索治国之道，宣传事功思想，时刻等待朝廷的召用。

孝宗即位后，金军南侵的形势日益危急，张浚方被召见。他对孝宗说：“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每事以艺祖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他“力陈和议之非”，劝孝宗“坚意以图事功”，“且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凡十数人荐于上”。于是，孝宗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复往江上，积极备战。

隆兴元年（1163），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时金军在虹县和灵壁两地，积粮修城，即将南侵。张浚抢在其未发动进攻之前，与主宰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商议，二人也各献攻打二邑之策。张浚具以闻上，孝宗召浚赴行在，命先图两城。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壁，宏渊出泗州趋虹县，张浚亲临前线指挥。显忠至灵壁大败金军，宏渊围虹县降其守将，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孝宗手书慰劳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张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但金军援兵大至，显忠连日接战不利。邵、李二人“不相能”，配合接应不及时，宋军终致败退。张浚时在盱眙，亟北渡淮，入泗州，抚将士，待形势安定后，乃还维扬，上书待罪。朝廷中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孝宗复赐张浚书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并没有追究他兵败的责任。但后来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日益得势，张浚痛感抗金无望，乃多次上章请求致仕。罢相后，在回湖南途中，行至江西余干，得疾去世。

不难看出，张浚毕生“志在报国”“志在事功”，并为之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为南宋政权的稳定，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应予肯定。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他未能“恢复旧业”，也可说是“功业未就”，但怎么能够把责任全都归到他的身上呢？“其志可嘉”，很了不起啊。

正如《宋史》在其“传论”中所说：“观其初逃张邦昌之议，平苗、刘之乱，其才识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却勍敌，招降剧盗，能使将帅用命，所向如志。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岂非卓然所谓人豪者欤！”以至于“群言沸腾，屡奋屡踬，而辞气慨然”。毫不退缩，也表现出他事业心的坚强。直到“致仕”后，他还说：“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可见其爱君忧国之心，始终如一，时刻不忘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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