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世家、抗金名帅张浚的事功思想(3)

孝宗即位后，金军南侵的形势日益危急，张浚方被召见。他对孝宗说：“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每事以艺祖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他“力陈和议之非”，劝孝宗“坚意以图事功”，“且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凡十数人荐于上”。于是，孝宗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复往江上，积极备战。

隆兴元年（1163），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时金军在虹县和灵壁两地，积粮修城，即将南侵。张浚抢在其未发动进攻之前，与主宰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商议，二人也各献攻打二邑之策。张浚具以闻上，孝宗召浚赴行在，命先图两城。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壁，宏渊出泗州趋虹县，张浚亲临前线指挥。显忠至灵壁大败金军，宏渊围虹县降其守将，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孝宗手书慰劳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张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但金军援兵大至，显忠连日接战不利。邵、李二人“不相能”，配合接应不及时，宋军终致败退。张浚时在盱眙，亟北渡淮，入泗州，抚将士，待形势安定后，乃还维扬，上书待罪。朝廷中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孝宗复赐张浚书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并没有追究他兵败的责任。但后来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日益得势，张浚痛感抗金无望，乃多次上章请求致仕。罢相后，在回湖南途中，行至江西余干，得疾去世。

不难看出，张浚毕生“志在报国”“志在事功”，并为之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为南宋政权的稳定，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应予肯定。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他未能“恢复旧业”，也可说是“功业未就”，但怎么能够把责任全都归到他的身上呢？“其志可嘉”，很了不起啊。

正如《宋史》在其“传论”中所说：“观其初逃张邦昌之议，平苗、刘之乱，其才识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却勍敌，招降剧盗，能使将帅用命，所向如志。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岂非卓然所谓人豪者欤！”以至于“群言沸腾，屡奋屡踬，而辞气慨然”。毫不退缩，也表现出他事业心的坚强。直到“致仕”后，他还说：“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可见其爱君忧国之心，始终如一，时刻不忘建功立业。

张浚的事功思想，确实比浙东学派的事功思想更早。学术界过去还没有人使用过《紫岩易传》中的资料，没有人说他具有“事功思想”。我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引起重视，加以肯定，并做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张公学派的特点如何，与其他学派的关系如何，对后世的影响如何。

事功学派是丰富多彩的“宋学”中的重要一派，与当时专谈性命、讳言功利的理学，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很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据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研究理学的论著颇多，研究事功学派的相对较少。而且，有关事功学派的论著，又多集中在浙东的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三人身上。然而，这三个人又都生活在南宋中期，在他们之前难道就没有事功思想吗？为此，笔者从学派传承演变的脉络入手，写过几篇关于王十朋、郑伯熊、陈傅良的文章，发现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从而认为王、郑二人应该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先驱。后来，我又想到王十朋事功思想的来源究竟如何呢？他既然是张浚的“门人”，师承关系密切，或许是张浚言传身教的结果吧！

张浚是南宋初期著名的抗金名帅，敢于担当，事业心极强，颇有战功，是有实际行动的事功派。其思想如何，确实应该深入探讨。检索他的著作，在其《紫岩易传》中，果然发现了大量有关“事功”的词语。由于学术界尚未注意及此，笔者不敢自私，特先作此短文介绍，其详当另文考论，希望得到高明指正。

张浚为何能比浙东学派更早地提出“事功”思想呢？主要是因为：事功思想在两宋之际已经成为时代思潮。

两宋之际，统治危机十分严重：宋徽宗时，蔡京长期窃居相位，排除异己，大造“丰亨豫大”的舆论，胡夸已经到了“太平”盛世，可以安然享乐，腐朽至极。此时，不仅阶级矛盾严重，出现了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而且民族矛盾激化，在金兵压境之下，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宋高宗在爱国军民的支持下，被迫南迁，偏安江左。如何解决燃眉之急，稳定局势，恢复旧业，成了那个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显然，空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有恢复之志，要有担当和事业心，因此有建功立业思想的人是最急需的。“事功”思想便应运而生。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012/6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