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周丹丹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和优秀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传承千年的“共生”之道。

“共生”作为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用于描述不同物种的种群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基本形式，即共生互利，这意味着不同种群对于彼此之间的存活和生长都有利，而非互不相关或相互竞争、相互抑制。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与“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为我们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稻鱼/稻鱼鸭共生系统是传统种植业与传统养殖业相结合的复合农田生态系统和立体农业生产系统。不同物种在同一生态系统中，相互促进，互补共生。这种共生系统充分利用稻田和水体空间，实现了一田多用和一水多用，物质能量在稻田中循环再生，有效利用，有助于生态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全世界公认最早发展稻田养鱼的国家。目前，学界关于稻田养鱼的起源有“《诗经》时代说”“战国说”“东汉说”“三国说”“唐代说”等多种观点与争议。对于起源地的认识亦存在分歧，有源于古楚国、四川一带、陕西勉县一带、岭南地区等说法。据《魏武四时食制》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魏武即三国魏武帝曹操，郫县为今四川成都的郫县。这段文字是反映稻田养鱼的最早史料文献记载，不少学者据此认为稻田养鱼始于三国时期四川郫县一带，但也有学者质疑这条记载无法确证鱼为稻田中饲养所得。1964～1965年，陕西汉中市郊发掘一东汉墓群，出土陶陂池稻田模型，池内塑有鲤鱼六条。1977年，四川峨眉县一东汉砖室墓中，发现石刻的水塘水田模型，石刻分左右两部分，左面刻有水塘，右部分上下两块水田。左边石刻水塘中雕有青蛙、龟、鸭、鲢鱼、鲫鱼等，靠近田埂处有一矩形缺口的出水处，水口前有一篾编竹笼。1978年，陕西省勉县老道寺四座东汉墓中，发掘出土两件陶水田模型。据陕西省勉县文物管理所郭清华介绍，陶水田模型1式为M1出土，库号671，泥制红陶，长方形、直壁、平底，通长39厘米、宽22厘米、高3.5厘米，中间一条田埂将田面分为左、右两块，田埂长20、宽1.5厘米。左、右田埂中部埂下，各开有一直径1厘米的放水孔，左、右田面均刻划不规则横向阴线。陶水田2式为M4出土，库号801，绿色铅釉红陶，正方形、直壁、平底，边长31.3厘米、通高5厘米、壁厚1.5厘米。田内五条不规则田埂，将田面分为大小不等六小块。左上边田块中有泥塑青蛙一只、鳝鱼一条、螺蛳一个、草鱼一条；左下边田块中有螺蛳一个、青蛙一只；右上边田块中有鳖一只；右中和中下田块内各有鲫鱼一条。目前，依据这些考古实物，学者们普遍认为稻田养鱼始于“东汉说”较为可信。至唐代，刘恂所著《岭表录异》卷上记载：“新泷州，山田拣荒平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水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乃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更进一步说明稻田养鱼的实践在中国具有绵延不断的历史，且分布区域较为广泛。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渔业古籍文献，但对稻田养鱼的记载相当有限，难觅确凿可靠的文献记载。不过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文献中，有不少稻田养鱼的可信史料。农业文化遗产中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浙江稻田养鱼的典型代表，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明洪武二十四年《青田县志》：“田鱼有红、黑、驳数色，于稻田及圩地养之。”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是西南山地梯田的生态平衡系统，光绪十八年陈瑜《黎平府志》卷三《食货志》下《农桑》中有鲤鱼孵化及养殖方法的记载：“清明节后，鲤生卵，附水草上，取出，别盆浅水中，置于树下，漏阳暴之，三五日即出子，谓之鱼花。田肥池肥者，一年内可重至四五两。”可见时人已对稻田养鱼有较深认识。

在稻鱼/稻鱼鸭共生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荫凉和有机物质，鱼、鸭游动为水稻增加氧气，并能吞食害虫。鱼类的掘食习性，可以减少土壤板结，减轻土壤容量，增大土壤隙度，改善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稻田养鱼节肥、节地、增产、增收，降低了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减少了稻田环境污染，有利于保护农田和乡村的生态环境。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zonghexinwen/2021/1207/18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