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扬陶抑谢之自然观

“反者道之动”，陶谢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此起彼伏，而有关批评理论也留下了反向承变的踪迹。实际上，正因不同时代、不同派别、不同地域、不同境遇的文人之接受，陶、谢诗歌才会呈现出如此丰富的诗学内蕴，而二者诗学地位的沉浮变化，亦如叶落花开一般提示着四季迭变的诗山景观。“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若陶渊明似云、似空，则谢灵运似日、似水，丽日悬空未若淡抹微云，长天敷霞不如静铺秋水，此中真趣正在二人骈移周期当中的相激相荡、相萦相绕、相映相辉。

一、双峰相峙：陶谢易位之缘起

“渊明吾所师，夫子乃其后。”(苏轼《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康乐爱山水，赏心千载同。”(刘长卿《题萧郎中开元寺新构幽寂亭》)山水田园是文人最为重要的精神家园，而陶渊明、谢灵运则以诗为媒为无数迁客骚人拓宽了一条逋往山林、安顿身心的道路。六朝时期，谢灵运与陶渊明尚无并称。迨及唐朝，陶谢两种诗学范型在分合之张力运动中开始了意蕴之积淀，但其接

受并未出现激烈的轩轾之争，还待宋人展开更为深入的诗学比较。

六朝盛行品评之风，文人之间惯以并称彰名于世，奠定了一些重要批评范型的诗学基调。文人并称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定性，或为相抗的实力，或为相近的才性。此时，谢灵运与陶渊明之影响力不啻霄壤，并且谢以诗才扬名、陶以人品存世，因而并无并称现象。不过，在钟嵘《诗品》的流别之溯当中，陶、谢诗歌各自披露出《楚辞》直怨之辞、《国风》温丽之辞的传统范型，而在后世的接受争执中，这一判定还将引发集中的争执调整。易言之，陶、谢诗歌之盛衰变异暗示着古典诗学当中两条重要道路的分离与交错，而道路本身之延伸将陶谢所代表的诗学内蕴推向平衡稳定。

唐代以降，陶谢正式并称，两种范型亦在合与分的张力运动中开始了抽象意蕴的积淀行程。一方面，陶渊明、谢灵运因品性与才情被并谈。论品性，陶谢俱被视为风雅文人而受到追慕。皎然说：“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赠韦早陆羽》)他对二人自适其适、超脱世务的性情十分激赏。黄滔则说：“定应云雨内，陶谢是前身。”(《贻李山人》)以陶谢之放逸称赞友人，可见他对二人怀抱亦很向往。论才情，巨擘如杜甫也要向其学习：“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还说：“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不同于《诗品》之分别，杜甫指出陶谢诗歌共同包容着风骚之质。又如白居易“篇咏陶谢辈”(《哭王质夫》)，李端“谢客才为别，陶公已见思”(《赠岐山姜明府》)，李群玉“喜于风骚地，忽见陶谢手”(《赠方处士兼以写别》)，陶谢诗才之受捧可见一斑。实际上，陶谢之品性、才情常常被一起谈论，如韩翃说：“闲心近掩陶使君，诗兴遥齐谢康乐。”(《赠兖州孟都督》)陶渊明之“闲心”与谢灵运之“诗兴”是互文的，二人并尊为萧散人格与高妙诗才的统一。此外，“陶酒”“谢诗”还被作为固定符号，用以称赏人格、诗才合一的同型理想。譬如王勃说：“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滕王阁序》)又如李端：“征诗逢谢客，饮酒得陶公。”(《夜宴虢县张明府宅逢宇文评事》)卢纶：“心许陶家醉，诗逢谢客呈。”(《春日过李侍御》)酒是陶渊明的符号，诗是谢灵运的标签，不过二者被组合在一起，说明隐逸与诗才凝聚为陶谢范型的共同特质。

另一方面，陶渊明、谢灵运因诗歌题材与风格走向分型，从而涵摄于更加深粹厚重的诗学内蕴。为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属白居易，他说：“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与元九书》)虽然这里是在批评六朝诗歌，但白氏以陶谢而非颜谢、鲍谢来代表此时的诗歌成就，足见陶谢并称之接受高度。另外，白居易认为陶渊明以田园、以古质为一种模范，而谢灵运以山水、以精博为另种典型，这种范型的分化，使陶渊明与谢灵运的诗歌互相对照、互相建构，从而完善为两种毗邻而独立的诗学疆域。可以说，白居易对陶谢尤其是陶渊明的接受乃是宋代“扬陶抑谢”现象的铺垫，自他开始，陶谢不再是混沌的同型并称，陶渊明不再以人格附庸于谢灵运，陶诗也不再笼罩于谢诗的范型之下。翁方纲曾说苏轼“诗怀白傅接陶公”(《是日又题坡公真象轴后》)，又说“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石洲诗话》)，白居易的接受影响了苏轼、陆游等宋人，而陶谢范型也将因此由分型进入对抗之进程。具体言之，宋人“扬陶抑谢”进一步明晰了陶谢诗风之别，而“自然”则是二者接受批评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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