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具的概念与民具志的基本框架与研究路径以贵(5)

长角苗民具制作技艺有三个特点：一是男性从事木作、竹编、石作，女性从事纺织、蜡染、刺绣，男女有别；二是长角苗木匠使用广泛的“砍”的技艺；三是民具制作技艺少有师承，多是自学。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长角苗人在民具的制作中首先考虑民具的功能，其次材料成本、“人器关系”(类似现代设计学中的“人机工程”)、美观等要素，但很少有人会将花费的时间考虑在内。

(四)民具的流通

民具的流通是民具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对长角苗人的民具流通研究中，笔者注意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居民之间的民具流通，如匠人为族中亲戚制作的民具；二是民具的借用和现代器具的租用；三是外来器具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族人之间的民具流通是一种感情维系和交流手段，也是匠人扩大声誉的一种手段；民具的借用则是维持整个寨子或社区正常运行的有效机制，在长角苗人中民具不存在租用的情况，这种情况适用于近几年引进的现代动力机械，由这些机械所产生的新的族人关系颇有改变长角苗社会结构的趋势。

(五)民具的生命史

一件器具失去了它最初的功能，可以算做是它生命的终结，但如果它有幸被改作他用，则又得到了重生。长角苗人很多早已被淘汰了的传统民具，像弩、木水瓢、驮篮、石磨等，就其最初功能来说，它们已经死去，但有机会被放置在陈列馆中作为陈列品展示，它们又获得了新生，不过其功能已完全改变。这些民具和周围的人结成了另一种关系，由其原初主要为当地人服务变成了主要为外人(游客)服务。当然民具的生命史研究并不局限在民具生死的关节上，而是考察民具群、民具组合或单件民具生命的过程和轨迹。

(六)民具制作者小传

民具研究虽然可以单件器物的结构、器物组合的结构、器物群的结构、器物群和其他文化事项之间的结构等四层结构[10]的形式展开对有限地域内的社区文化的整体研究，但也不能忽视个人行动的维度，虽然研究者不可能将社区中的所有民具主体都纳入民具志描述，但却完全可以通过给其中的关键人物，如重要的民具制作者做传记的形式，描述民具制作与其生活的关系，分析其在民具群中的位置和作用。在本案中，笔者通过对杨正华和杨得学两代匠人代表生活史的描述，呈现了他们对民具的独特理解以及民具在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注]参见孟凡行：《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

其他如民具的存储和保管，民具与职业认同、地域认同，民众对民具的情感等也是笔者对长角苗民具研究关注的方面，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通过对长角苗民具的研究，我们看到民具不仅仅是民众“身边寻常普通的道具”也不仅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各类工具、器皿等用品”。民具与所在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的维系、人的社会化、文化的传承、族群认同等方面都存在密切联系。民具除了其本体的物理形态还应包括其使用方式，特别是民众对它的记忆和理解。民具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只有和背后的“语法规则”及精神意义结合起来才是某一族群、社区的民具。因此，笔者认为民具是庶民为满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制作、使用的寻常器具，中国是历史悠久，多民族杂居，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大国，这决定了民具是我们的大宗文化遗产。民具学是运用民具志的方法，通过对民具的考察，探究蕴含在民具的本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广泛的人文关系的一门学科。由于民具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性以及其与人类长期以来的亲和关系，民具研究可以较好地反映庶民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在书写人类的文化和历史，探究人类的生存智慧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

从文化演化的角度来看，民具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具功能、样式越来越多样化，但与此同时其对周边环境的依赖度也越来越强。以前用一件或者少数民具完成的任务，现在需要很多民具协同才能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将民具放在具体的使用和存在环境中，从其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审视，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由此促使笔者思考，可能需要修正前辈学者从客体的角度看待和研究民具的方法，改为从“民具关系”(民具的本、主、客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民具。

三、民具研究的基本路径

若从关系的角度着眼，我们可以将民具看做是一个实践的中间环节。其上连接的是制作民具的人、民具材料来源和功能限制的自然生态，其下则是人执民具的行动。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人对民具的认识，特别是对民具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方法。[注]笔者在民具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有很多民具是跨民族、跨地域的，如果仅从外观，甚至部分功能上来看，这些民具之间的差别不大，但如果从关系的角度着眼，不难发现处于不同文化圈里的即便结构和形制完全一样的民具也存在重大区别，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对民具不同的使用方式上，其次表现在人们对民具的精神感知上。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1/0712/16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