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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具的概念与民具志的基本框架与研究路径以贵(2)

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1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二)中国学者对民具及相关研究内容的理解 相对于日本学界,中国的民具研究尚显薄弱,民具一词鲜见。明确提出自己民具观的学者就更少了。张紫晨认为

(二)中国学者对民具及相关研究内容的理解

相对于日本学界,中国的民具研究尚显薄弱,民具一词鲜见。明确提出自己民具观的学者就更少了。张紫晨认为民具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各类工具、器皿等用品。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具,主要是指传统的,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切造型物。”[5]

张紫晨对民具的定义受到了日本民具学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将民具的所有群体解释为“劳动人民”,具有鲜明的中国时代特征。这个定义强调了民具的传统性和传承性。许平认为:“它(民具)一般指除建筑形式之外的各种实用生活器具和设施,其中又以包含了日用器具在内的广义的生活与劳动‘工具’的研究为核心。”[6]许平的认识与宫本常一相近,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建筑不属民具范畴。但“实用”一词使用得颇为模糊,那些用于观赏的民间器具(如花灯)也应该是民具。

以上对中日两国代表性学者民具概念的讨论可见,前辈学者除了对民俗学一直强调的传统、传承取得了一致性的认识以外,对民具的寻常性、手工制作方式以及民具的制作者、使用者、资料性等各有强调和侧重,这些认识对确立学界对民具的基本认识有重要意义。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学者对民具的认识都基于一点,那就是将民具看做是客体存在物,这种将民具客体化的认识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换言之,从民具性质的角度来看,民具主客体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民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都表现在那些方面?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运用民具志的方法调查了梭戛乡一个苗族社区的民具文化,并搭建了中国民具志的基本描述和分析框架。

二、贵州省六枝特区梭戛乡长角苗民具文化的基本框架[注]本部分使用的主要资料是笔者于2005年8月、2006年2月~4月,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田野考察取得的。

梭戛乡隶属于贵州省六枝特区,位于六盘水市、安顺市及毕节市的交界处。辖区内以汉族、苗族、彝族、回族为主,还有布依族、仡佬族、独龙族等,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其中梭戛乡安柱村安柱寨、高兴村陇戛寨、新华乡新寨村大湾新寨等12个自然村落中生活的4000多苗人被认为是箐苗的一支,跟其他的箐苗人群不同的是,这个人群因长期惯于在脑后绾有状如长长牛角的木梳状饰物,被人们习惯上称为“长角苗”,他们长年生活的高山石漠地带环境相对闭塞,至今保留了大批传统文化资源,其中包括较为传统的民具。

(一)梭戛乡的生态环境及其与民具的互动

梭戛乡位于三岔河流域北岸,地处深山,海拔1600米以上,历史上曾是森林密布之地。20世纪60年代,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采集和狩猎日渐稀少,其主要生产方式代之以农耕。

梭戛地区的年降雨量有1400毫米,但由于此地属喀斯特地貌,地下多漏斗、岩洞,缺少保水层,地表水资源贫乏。每年从农历的十月份到来年的四月份是枯水期,吃水困难。

一种生态环境必然催生一套让当地人凭借为生的器具。梭戛的地理和生态环境让长角苗人选择了采集-狩猎(现已不存)、农耕的生产方式,此方式催生了各种民具:长角苗人的先辈生活在密林当中必然需要弩箭、砍刀等自卫、打猎工具和开路工具;从事耕作则需要犁、锄等农具;缺水和崎岖的山路呼唤背桶、背架等运输工具等。

当然“环境一方面广泛地限制人们的成就,另一方面却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物质。”[7]339梭戛的山林不光为采集-狩猎年代的长角苗人提供野果、块茎、昆虫和各种动物,还为长角苗人提供了各种制作器具的材料。就地取材是很多采集-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人制作民具的基本特点,长角苗人亦然。长角苗人的民具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有木材、竹材、藤材以及石材等。

梭戛地区常见的树木有杉树、楸树、漆树、枸皮树、棕树等,其中以杉树的用途最广,用量最大,因此长角苗人对杉树的记忆也最深,杉树是其“开路歌”和“孝歌”(丧歌)中提到最多的树种。

长角苗居住地区生长的竹子主要有金竹、刺竹、苦竹、钓鱼竹等种类。对于制作民具来说,以金竹应用最广。金竹韧性好,适合编制背篓、筲箕等器具。刺竹则主要用于制作当地人葬礼上使用的竹卦(一种祭礼用具),或制作以前刻竹记事的竹杆,或者用于盖房。刺竹是笔者考察到的长角苗的“开路歌”中唯一提到的竹种,这大概是因为刺竹的祭礼用途所致。苦竹和钓鱼竹主要用于建造嘎房。[注]长角苗人在葬礼上使用的临时性的竹扎祭房。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1/0712/1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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