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中的民族文学立场 ——评高有鹏《中(3)

[1]《举世风帆：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研究笔谈》编者按[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1).

[2]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M].北京：线装书局，2012.

[3]何宁.文坛壮汉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问世记[J].魅力中国，2012,(4).

[4]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M].北京：线装书局，2012.

[5]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后记[M].北京：线装书局，2012.

0 引言《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一二三卷，线装书局2012年版）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高有鹏教授花费三十年心血，凭借个人力量独立完成的一部历史文化研究巨著，勾勒出了历史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几千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1]。作者在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进行甄别、辨析、发凡的基础上勾陈总结，以煌煌三百万字，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历史阶段的民间文学发展变化联结成一个整体，显示出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共建的学术立场，表现出一代学人对中国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间文学史书写概况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书写，包括民间文学的历史书写，大多采用汉民族的视角。显然，在我国多民族社会结构的文化丰富性面前，这种单一视角有所局限。更何况我国五十多个民族中，有一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其文学传承完全依靠口耳相传。因此，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就显得异常重要。这不仅显示了对民族民间文学的尊重及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且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价值立场。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间文学史的书写，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20 世纪50年代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 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为代表。其学术价值在于：一是注意到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历史，强调了《阿诗玛》《刘三姐》等民间文学作品的典型意义；二是比较重视我国反映农民起义包括少数民族反抗压迫的民间文学作品，对这些在历史上被视为“异端”、受到排斥的内容予以新的叙述，这无疑是对民间文学史整体的修复、补充和完善。当然，它过分强调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观念，或难免形成了新的偏颇。后一个时期是20 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以祁连休等学者共同书写的《中华民间文学史》为代表。此书的章节以民间文学体裁划分，分别由不同学者专门撰写。其实，《中华民间文学史》之前，20 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相关的民间文学史著述，较有影响的有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毛星主编的民族民间文学书系以及吴重阳等学者的民族民间文学历史的书写，还有各地学者编写的各个地区或者各个民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研究蔚然成风，打破所谓学科规划体制的学理研究，除了文学研究范围内的民间文学研究，还有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背景的民间文学研究。除了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有新的突破，中青年一代大胆求索，诸如叶舒宪与陈建宪等学者的原型研究（包括图腾研究）、刘亚虎等的民间文学南北地域研究、尹虎彬等的歌手研究、杨莉慧等的表演理论研究、陈连山等的结构主义理论研究、陈岗龙等的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等，都在事实上推动了民间文学多民族、多学科、多视角的深入探索。2006年出现的刘锡诚《20 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对这些成就的重要总结，也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取得重要收获。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由全民族共同构建的，缺少各民族视角的民间文学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与表现，应该说是不完备的。因而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典型性的多民族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仍然被期待。民族文学的集结点无疑在于民族性的贯穿与彰显，同时，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需要在历史的具体联系中比较异同，需要在事实发现中述说。2 《中国民间文学通史》运用多民族话语视角的书写模式2.1 高有鹏民间文学研究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高有鹏重视文化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学术探索方式，他在民间文学研究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 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是田野作业的科学考察，以当年的《淮阳太昊陵庙会考察》《西华女娲城庙会采风思索》《民间庙会》《沉重的祭奠》《中国庙会文化》等著述为代表，其视野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表现作者对民间文学问题的思索以及对民俗现象的考察；第二阶段是20 世纪90年代之后，高有鹏主要侧重于民间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集中表现在《中国民间文学史》《庙会与中国文化》与《神话之源》等著述中。从这些著述中，我们发现高有鹏自己的学术积累主要体现在以田野考察为主要形式的感受与理解、以历史文献为主要形式的钩沉与甄别和对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吸收与借鉴。他在《中国民间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专门把《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列入唐代民间文学史的重要一页，这表现了他对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学问题的自觉关注。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文字学、古籍整理、考古学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如其所说：“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关于少数民族的记录，包括其民间文学的记录并不少见，在《后汉书》等历史文化典籍中，甚至专章列出《西南夷列传》之类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记述，大量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2].2 钩沉历史文化文献，梳理多民族民间文学谱系学术发展的生命力除了提出新说，还在于对他人学术劳动的尊重、集成与继承。高有鹏不但吸纳了前辈民间文学研究的成果和研究方法，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许多突破和创新。他打破了传统民间文学史单纯依据历史文献的方法与模式，大胆探求民间文学历史发展的多种脉络与线索，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了实证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式，他一方面沉潜于历史的文献中，在字里行间钩沉疏证、去伪存真、辨析释疑，力求完整体现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他采用各种考古文物材料，正本清源，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证明论点。而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他所做的社会调查与理论研究，提出“语域”“神话群”等概念和许多新说，以此着力宣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语域”是指某一地区的民俗文化形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族群特征，因此在《中国民间文学通史》的书写中，高有鹏十分注重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历史阶段典型作品的选取，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具体考证与论述比比皆是：对海南与北部湾地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关注，对西藏地区、新疆地区和内蒙古地区以及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关注等等，形成了他笔下民间文学历史书写的完整性与系统性特色。总体而言，《中国民间文学通史》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对凌纯声、芮逸夫等关于通古斯神话与苗族神话传说学术考察的总结；二是他对大西南地区边疆建设运动中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总结；三是他对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起义歌谣与少数民族宗教仪式中民间歌曲文献的保存。这一切都得益于他长期田园作业的实际经验和文化认知。在他看来，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能厚此薄彼：“茅盾写出了《子夜》，巴金写出了《家》《春》《秋》，鲁迅有《狂人日记》，郭沫若有《女神》，这都不错，但是你能写出上百万行的《格萨尔》这样的英雄史诗吗？我国现有《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行，上千万字，哪一个人能写出来?这就是民众的创造啊。”[3]所以，他在《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中非常重视“民族志”即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价值，他明确指出：“我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与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密不可分……民族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化修复在现代学术史上有很特殊的背景，主要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民族构成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以考古求证民族史的形式为后来许多学者所重视”[2] 《中国民间文学通史》努力发掘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化的当代价值意义高有鹏在《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中深入研究地域文化性格的生成因素及其与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揭示出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化的奥秘与价值，探讨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努力发掘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化的当代价值。如《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中作者关于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民间文学的民族学考察的描述，称林惠祥1929年受中央研究院委托，化名林石仁，假托为商人，只身进入日本侵占下的我国台湾高山族聚居区山中，调查搜集高山族风俗习惯的标本。在调查中，林惠祥历尽艰辛，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人的监视与干扰下，呕心沥血，用极其翔实的实物材料、文献材料和口头材料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记述台湾高山族民间文学等民族志材料为重要内容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详细论述台湾高山族各族分述、生活状况、社会组织、风俗宗教、语言艺术等内容，其中，从文物与民间文学等方面具体证明“台湾新石器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迁去的”、“台湾新石器文化属于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系统”[2]1016的事实。这一切有力证明了台湾高山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对于中华民族增强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具有特殊的民族文化意义。3 结语一个优秀的文化学者不但把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大视野，关注学科发展态势，而且要对自己的学术思想、研究方向以及研究主题长期坚守。在《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有鹏开始注重自己学术品格的建构。他强调指出“民间文学是人民的信仰，是民族的图腾，是历史的良心，是文化的底色，是时代的大音。写民间文学史，是书写历史的良心，有一句话叫做天地鬼神作证”[5]；他对自己的民间文学史书写总结道：“在历史上，民间文学曾经成为反抗黑暗统治的号令，以‘均贫富，等贵贱’的歌唱成为时代的强音，向那些草菅人命、冷酷无情的反动阶层一次次敲响警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诸如抗日歌谣，唤起千百万人民大众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民间文学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解放事业的旗帜。中国民间文学从来不畏惧一切邪恶，永远歌唱真理和光明，从古到今，形成伟大而光荣的传统。”[5]由此可见，在对中国民间文学作为历史文化的梳理过程中，高有鹏对历史文献的辩证思索时常体现出他对自己文化思想的坚守，这需要非凡的意志、信念、毅力，更需要独特的文化立场和学术品格。他长期坚持古代典籍考证、田野作业和现代学术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中勾勒出中华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对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历史进行从古至今全方位的总结，填补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历史的空白。毋庸置疑，《中国民间文学通史》既是中华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古老记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当代重构，它以文献的丰富性成为这个时代可遇而不可求的民间文学研究巨著。参考文献：[1]《举世风帆：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研究笔谈》编者按[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1).[2]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M].北京：线装书局，2012.[3]何宁.文坛壮汉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问世记[J].魅力中国，2012,(4).[4]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M].北京：线装书局，2012.[5]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后记[M].北京：线装书局，2012.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017/671.html